長久以來，如何傳承和弘揚革命歷史，達成“集體的認同”，使之成為統(tǒng)一的民族意識和共同的歷史記憶，都是文藝創(chuàng)作必須直面和思考的重要問題。毋庸置疑，革命歷史敘事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逐漸形成的紅色經典，在完成歷史事件的表述、建立集體認同方面發(fā)揮了潛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然而，隨著那段波瀾壯闊的崢嶸歲月逐漸遠去，進入21世紀，革命歷史敘事面臨著相當?shù)睦Ь场Ｒ环矫?，年輕一代作家們并不像前輩們那樣經歷過戰(zhàn)爭或者深受戰(zhàn)爭文化的影響，無法獲得親歷者書寫戰(zhàn)爭的天然合法性；另一方面，置身革命歷史宏大敘事一度頻頻遭遇質疑和解構的文化生態(tài)，作家們似乎很難再沿襲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模式。那些廣為人知的紅色經典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和革命歷史題材本身對作家立場、觀念和表現(xiàn)手法等方面的要求，都使得革命歷史敘事成為了一種“有難度的寫作”。
盡管創(chuàng)作難度不斷加大，依然有一批作家在這條創(chuàng)作道路上夙興夜寐、砥礪前行。特別是軍旅作家們，他們肩負著講述紅色故事、傳承紅色基因的使命，因而更具備迎難而上、自我突破的自覺和勇氣。他們懷抱著對歷史真實的尊重和對革命先烈的崇敬，不斷探尋著進入革命歷史題材的新方法、新路徑，尋找著未被覆蓋的領域和未曾發(fā)現(xiàn)的角度，創(chuàng)造性地講述出新穎別致的紅色故事，塑造出符合時代特征的英雄人物，鞏固和拓展了革命歷史敘事的陣地。2021年適逢建黨百年，很多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作品集中呈現(xiàn)，其中不乏具有突破性的精品佳作。
一般來說，女性視域在戰(zhàn)爭文學中顯得較為稀缺，以女性視角闡釋革命和戰(zhàn)爭，其難度也更大。朱秀海的長篇小說《遠去的白馬》可謂近年來紅色文學的重頭作品。小說以32萬字的體量、80年的時間跨度，敘述了“一個女人的史詩”，生動而深刻地描摹了一個革命女性的人生。主人公趙秀英（“大姐”）為革命奉獻了一切，她的人生經歷既跌宕起伏又磨難重重，用生命詮釋出了“忠貞”二字的涵義?！熬柢|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她夢中那匹“遠去的白馬”，是愛情的意象也是革命理想的圖騰，更是她本人超凡脫俗人格精神的寫照。“大姐”這個人物形象為革命歷史題材文學作品的人物長廊貢獻了一個頗具哲學內涵和省察深度的“新人”形象。
朱秀海的中篇小說《一枝紅玫瑰》，從故事形態(tài)上看可以算作傳統(tǒng)“革命加愛情”模式的一種延續(xù)。不同的是，小說在描寫采芹和老胡（老?。┻@對革命時期的戀人時，更強調他們如何被革命改變了命運走向，如何在短暫的交集之后最終漸行漸遠，意在凸顯革命者的自我犧牲、自我克制的精神品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主人公采芹，因為她思想的不夠“純粹”，因為她的“愛情至上”意識，這樣的形象在以往的紅色文學中往往是被忽略和遮蔽的，但作者卻圍繞這個人物巧做文章，突出表現(xiàn)了她對革命愛人的忠貞不渝，并以她深藏內心的那枝紅玫瑰給這個略顯殘酷的故事增添了一絲浪漫和溫情的光芒。
發(fā)表于《人民文學》的小說《桃花蝴蝶》也是一篇從女性角度書寫革命的短篇小說作品。作者以小說中“我”的身份，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深情追憶了兩位犧牲在土地革命時期的女性——大姑奶奶和小姑奶奶，表達了對兩位將生命定格在青春年華的前輩的無限懷念?！耙黄ò觊W閃飄下，一只白蝴蝶飛在祖母和桃花之間”，小說在表現(xiàn)戰(zhàn)爭的殘酷和女性生命的凋零時，沒有聲嘶力竭的吶喊，也沒有哭天喊地的悲泣，而是以空靈的敘述、浪漫的象征來營造感傷的氛圍，為革命戰(zhàn)爭敘事注入了詩性的氣質。
陶純的中篇小說《七姑八姨》“從歷史深處要故事”，塑造出龐壯英、蘇三妹、羅秀娥、何四姑這樣4位“紅旗下的紅顏”。她們不但以女兵的身份，同時以妻子、母親和女兒的身份介入戰(zhàn)爭，用柔弱的身軀承受了戰(zhàn)爭的代價。作者在塑造她們時尊重歷史的本來樣貌，沒有進行矯飾和美化，并且毫不回避戰(zhàn)爭與女性生命的沖撞與撕裂。正是這種刻骨銘心的真實，使得小說中每個人物都感人至深，每段故事都催人淚下，這是這部作品能夠觸痛讀者柔軟內心的力量所在。
徐貴祥的中篇小說《走出草地》借用了筆記小說中奇人奇事的敘事模式，講述了出身富貴家庭、滿腦子西方藝術的高一凡，主動加入紅軍宣傳隊，頑強地走過草地的傳奇故事。一個無論從階級出身、文化背景、審美趣味還是思想觀點上看都與紅軍部隊基層官兵迥異的人物，成為介入故事的一種不和諧元素。小說恰恰是在角色的巨大錯位和反差之中，對一段人們耳熟能詳?shù)母锩鼩v史進行了反向觀照。這個人物不僅“盤活”了故事，增強了故事的可讀性，也使得小說達成了笑中帶淚的美學效果。
西元的短篇小說《生》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時期的戰(zhàn)場生活，采取了“側面迂回”的敘事策略。小說以16歲的士兵二斗伢子的視角，展現(xiàn)了戰(zhàn)斗過程中我軍陣地的真實情況，從側面描繪志愿軍戰(zhàn)士們的戰(zhàn)斗事跡，彰顯他們英勇頑強、視死如歸的精神和意志。作者并不刻意追求小說的故事性、傳奇性，而是力求逼真地還原真實的戰(zhàn)場面貌、戰(zhàn)斗過程。那些極具震撼力的細節(jié)，充滿了代入感和現(xiàn)場感，足以令讀者真切地觸摸到戰(zhàn)爭的質感，感受到戰(zhàn)爭的慘烈。作者經由對那個由焦土、炮彈和死亡組成的世界的建構，叩問了戰(zhàn)爭的意義，也追索了生命的啟示，發(fā)出了具有哲學色彩的感懷與喟嘆。
西元的中篇小說《南下》與《生》有一定的呼應關系，可以看作是《生》的前篇。小說再現(xiàn)了解放軍南下追擊國民黨軍殘余部隊的歷史過程，用飽滿而生動的描寫告訴讀者，戰(zhàn)斗的每一步都交織著鮮血與汗水、銘刻著艱辛與犧牲。與《生》的少年視角不同，《南下》采取的是弱女子加少年的雙主角模式。霓云姐弟二人對部隊南下有著極其特殊和深刻的體驗。小說圍繞他們的個體生命經驗展開，為戰(zhàn)爭敘事注入了新鮮元素。
王躍斌的短篇小說《箭頭松》講述的則是東北抗日戰(zhàn)場上的一個突圍故事。在艱苦卓絕的抗聯(lián)斗爭歷史中，這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然而作者正是通過對人物經歷的精細描寫，達成了對戰(zhàn)爭局部的一種顯微鏡式的有力呈現(xiàn)。小說將3個人物放置在一個封閉的極端環(huán)境中，讓他們接受寒冷、饑餓和野獸攻擊的考驗，讓他們相互扶持、彼此付出，從而彰顯了純真的戰(zhàn)友情和崇高的人性美。
劉建東的短篇小說《無法完成的畫像》是一種隱形的革命敘事。小說并沒有直接反映地下工作的殘酷激烈，而是以畫師楊寶豐為出走13年的女子畫像的故事為載體，揭開了革命者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凸顯他們堅強、克制、隱忍的性格與情感，伏筆和懸念的加入使整個小說充滿戲劇性的張力。
李駿的小說更著力于書寫宏大時代之下的“小人物”。他的短篇小說《尋找黨證》將讀者的視線拉回到遙遠的土地革命時期，小說中因為失落黨證而喪失黨員身份的六大爺，是一個極特殊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堅定的信仰、日常的窘境、現(xiàn)實的困惑相互交織，他的個人命運令人唏噓也值得致敬，這個“小人物”的經歷折射出宏闊歷史的復雜脈絡。同樣是書寫大歷史背景下個體生命的命運遭際，傅汝新的長篇小說《一塘蓮》展現(xiàn)出既宏大又精微的歷史面相和生活質地。小說以解放戰(zhàn)爭為背景，講述了遼南鎮(zhèn)海寺的日常生活和盧氏三姐妹的命運沉浮；既有對戰(zhàn)爭進程及“準前線”的正面書寫，也有對戰(zhàn)場“后方”、同“生產”和“生活”相關聯(lián)的農村、鄉(xiāng)鎮(zhèn)、城市場景的交叉敘述，還有對日常經驗與情感糾葛的生動刻畫；通過對復雜人性的深刻挖掘與對地方生活質地的細膩表達顯露出詩性的審美風格。小說對歷史的觀照并非從后人總結的發(fā)展規(guī)律入手，而是采用了盧氏三姐妹的視角，以沉浸式的敘事帶領讀者體驗20世紀后半葉中國地方社會風云激蕩的歷史進程。在作者看來，革命歷史題材也好，戰(zhàn)爭敘事也罷，作為一種高度歷史化的概念，其內涵仍有進一步挖掘的可能性。
歷史認同是通過歷史事件在一代代人的傳播中不斷形成的。紅色革命歷史需要被一代代人銘記、認同，當然需要作家們反復重述曾經發(fā)生的歷史事件，喚醒、刷新、激活民族的歷史認知，這也正是紅色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所在。而如何個性化地講述或重述歷史事件，讓讀者的感知始終保持新鮮，則是作家們需要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造之所在。
革命歷史本身的宏大、寬闊、壯美使其具有無窮的魅力，吸引著當下的作家進行反復的書寫。作家們正試圖挖掘出更多的題材資源，在新的文化和文學語境中，用富于時代感的講述方式，講好嶄新的紅色故事。時間上的距離感賦予了作家們馳騁想象的空間，革命歷史敘事也展現(xiàn)出了新的時代氣象。文學敘事的視角、形式、風格和技巧在作家們的勇敢嘗試中不斷出新，有力突破了過往優(yōu)秀作品形成的種種模式，也打破了經典作品制約后發(fā)創(chuàng)作的“影響的焦慮”。然而有些東西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創(chuàng)作主體始終堅守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立場與情懷。在這種“紅”的本色基調之上，我們有理由期待革命歷史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帶給讀者更多的驚喜和更大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