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學習小組 發(fā)布：2018-12-26 10:18:35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毛澤東撰寫的新華社社論《將革命進行到底》。
“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輔助為輔”
毛澤東一生親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決議、通知、指示、決定、命令、電報，等等。毛澤東是把“親自動手”作為一項指令、一種要求、一個規(guī)定，下發(fā)全黨嚴格推行的。這也是他倡導的工作作風，并以身作責，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為黨內(nèi)起草的《關(guān)于建立報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第三十八條規(guī)定“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輔助為輔”。
為什么強調(diào)“親自動手”？因為這事關(guān)勤政敬業(yè)，事關(guān)黨風。草擬公文是一個領袖起碼的素質(zhì)。我們不是衙門里的老爺，是為民的公仆，況且所面對之事大多為新情況、新問題，必須邊調(diào)查研究，邊行文試行，邊總結(jié)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動難題的杠桿，草擬公文是領導人當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別人代替吃飯一樣，草擬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給部下。領導人的才干、水平在他親擬的公文中體現(xiàn)，也在這個過程中增長提高。
毛澤東在西柏坡期間，一年時間親手擬電報408封，指揮了三大戰(zhàn)役，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奪取政權(quán)靠槍桿子，更靠筆桿子。筆桿子是戰(zhàn)略、策略、思想、方法；槍桿子是實力、武器、行動。毛澤東是用筆桿子指揮著槍桿子奪取政權(quán)的。中國革命的勝利靠的是毛澤東思想，而從一定程度上說，也靠的是毛澤東的一支筆。他從不帶槍，卻須臾不可離筆，天天寫字行文。在指導公文方面毛澤東殫精竭慮，不厭其煩，經(jīng)常提醒工作人員，“校對清楚，勿使有錯”“打清樣時校對勿錯”，還經(jīng)常親自為公文改錯。
1953年4月毛澤東發(fā)現(xiàn)他的一個批示印錯，便寫信：
第一頁上“討論施行”是“付諸施行”之誤，印錯了，請發(fā)一更正通知。
1958年6月《紅旗》雜志第一期刊登毛澤東的《介紹一個合作社》，毛澤東發(fā)現(xiàn)多了一個“的”字，即寫信：
第四頁第三行多了一個“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錯訛字，應列一個正誤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成都會議期間印了毛澤東主持選編的有關(guān)四川的古詩詞，閱初稿時毛澤東指出11頁2行、13頁13行各有一錯。經(jīng)查是李商隱《馬嵬》中的“空聞虎旅傳宵柝”錯為“奉旅”；韋莊《荷葉杯》中的“花下見無期”錯為“花不”。
這好像不可理解，覺得不該是大人物干的事。但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常常這樣做。周恩來就常為了文件上的用詞戴著老花鏡查字典。他們把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
“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
公文屬應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實用，陳言務去，不要套話，直指核心。如果說毛澤東的講話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論的務虛，這一類則是實打?qū)?、一對一的工作指導。公文不是用嘴，是用筆，它遵循的是文字寫作的規(guī)律，又是指導工作的原則。所以一要準確，二要平實。準確，就是一針見血，說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你到底要干什么。戰(zhàn)爭時期，形勢瞬息萬變，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都容不得半點含糊。平實，就是有什么說什么，想要解決什么問題就說什么，不要東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樣，那時的形勢也容不得你虛與委蛇。
毛澤東在1951年1月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糾正電報、報告、指示、決定中的文字缺點的指示》中特別加了一段：“一切較長的文電，均應開門見山，首先提出要點，即于開端處，先用極簡要文句，說明全文的目的或結(jié)論，喚起閱者注意，使閱者腦子里先得一個總概念，不得不繼續(xù)看下去?！边@就是說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決什么問題。
他在《反對黨八股》中說：“共產(chǎn)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948年4月毛澤東草擬的《再克洛陽后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全文900多個字，條分縷析，將我黨進入城市后的新問題、新政策說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執(zhí)行。
不要以為準確、平實是起碼、簡單的要求，人人都能做到。實際情況是平實最難，正如真人難做。無論一個團體、政黨還是政府，當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時，這個團體、政黨、政府也就老了。與這個“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話、老話、套話，寫文章就拿腔拿調(diào)。韓愈、歐陽修反對的時文是這樣，明清的八股文是這樣，延安整風運動反對的黨八股也是這樣。黨老則僵，政老則虛，師老兵疲，文走形式，這是政治規(guī)律也是文章規(guī)律。
“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說：“現(xiàn)在是在戰(zhàn)爭的時期，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zhàn)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嗎？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們看毛澤東指揮三大戰(zhàn)役的電文，最長的一篇《關(guān)于平津戰(zhàn)役的作戰(zhàn)方針》不過800字；黨中央撤出延安、轉(zhuǎn)戰(zhàn)陜北這么大的事，只發(fā)了兩個文件：一個指示，一個通知，加起來700多個字。他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擬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nèi)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只有100多個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
現(xiàn)在是和平時期，屁股后面沒有槍聲，我們就更喜歡喝著茶開會，擺開架子念報告，傳達一個文件，動輒上萬字。這在當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權(quán)威的上級機關(guān)或個人是從來不須多言的。只有無權(quán)威時才拉旗扯皮，虛造聲勢，才要長文。而文章一長，人們不讀不看等于沒有寫。明知無用為什么還要寫、要發(fā)呢？又長又空的文風是毀政之兆，魏晉的清談、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證。
“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邏輯清楚，文字興致勃勃”
公文最講平實，亦容易陷于枯燥，但毛澤東寫公文也力求生動。他的審美追求無處不在，于鮮明、準確、實用之余，還有幾分瀟灑，這又見出他文人氣質(zhì)的一面。
一般來講，公文寫作要求明白、簡潔，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作為最高領袖，毛澤東每天要看很多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發(fā)脾氣的。1958年9月2日，他批示《對一九五九年計劃調(diào)整情況的說明要點》時震怒了：“我讀了兩遍，不大懂，讀后腦中無印象。將一些觀點湊合起來，聚沙成堆，缺乏邏輯，準確性、鮮明性都看不見，文字又不通順，更無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態(tài)……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松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
在毛澤東眼里，公文要起調(diào)動情緒、統(tǒng)一思想、指導工作的作用。怎樣才起作用？除內(nèi)容外還靠語言的生動，靠美的感召。他說，“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邏輯清楚，文字興致勃勃”，“使人看了感覺解決問題，百倍信心，千鈞干勁，行動起來”。
公文主要是說事、說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國是個文章的國度，自古實行文官政治，當上官的文章大都過關(guān)，所以許多公文亦是美文，傳為佳話。西晉時期李密的《陳情表》是一封寫給皇上的拒絕當官的信，丘遲的《與陳伯之書》是一封兩軍陣前的勸降書，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議政的奏折，都是長盛不衰、留存于文學史的。
現(xiàn)存于《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中的公文中亦有不少美文，如《祭黃帝陵文》《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等。在《宣言》中就有這樣的句子：“本軍全體指揮員、戰(zhàn)斗員同志們！我們現(xiàn)在擔負了我國革命歷史上最重要最光榮的任務，我們應當積極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我偉大祖國哪一天能由黑暗轉(zhuǎn)入光明，我親愛同胞哪一天能過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選擇自己的政府，依靠我們的努力來決定?！边@是號召，是動員，也是抒時代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