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川、滇、黔交界之地“雞鳴三省”的莊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這里召開了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這次會議研究和決定了三件重大事項。

第一，根據遵義會議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決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作出四項決議，其中第一項“毛澤東同志當選為常委”，第四項“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當時在會議上就已經得到解決。而第二項“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fā)到支部中去討論”，第三項“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在敵人圍追堵截、戰(zhàn)情緊迫的情況下，只能留待會后在適當的時機去完成。在當時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軍事指揮是黨中央最重要的工作?！半u鳴三省”會議解決了遵義會議提出的常委分工問題，毛澤東進入軍事決策核心層，成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其軍事指揮地位得到明確。

第二，根據敵情變化，對中央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和行軍方向作出調整，部署紅軍戰(zhàn)略轉移。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河進入川南的古藺、敘永，目的是要實現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爭取四川赤化”的原定目標。進入川南地區(qū)以后，紅一軍團二師圍攻敘永縣城久攻不下，各路敵軍陸續(xù)向敘永合圍，加之川軍主力集結川南沿長江兩岸嚴密布防，紅軍北渡長江已不可能。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分析了敵軍部署，決定由準備北渡長江轉而揮師西折，向云南扎西前進。這是紅軍四渡赤水中具體改變戰(zhàn)略方向的開始，體現了毛澤東一貫主張的靈活機動的軍事原則和避實就虛的作戰(zhàn)方針。經過這樣的戰(zhàn)略調整之后，紅軍到達云南扎西并召開了會議。扎西會議通過了遵義會議委托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確保黨在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轉變達成共識。遵義會議最后一個沒有完成的任務——通過會議決議并傳達，至此已經完成。

第三，應中央蘇區(qū)來電請示，討論和研究了中央蘇區(qū)今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qū)遭受國民黨軍隊20余萬人進攻，敵情比長征前還嚴重。面對嚴峻形勢，留守的項英先后三次急電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動方針并“立復”。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專題研究了中央蘇區(qū)問題，明確提出了中央分局“應在中央蘇區(qū)及其鄰近蘇區(qū)堅持游擊戰(zhàn)爭”的基本原則，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以與游擊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相適合，指示中央分局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蘇區(qū)分會，強調“一切重要的軍事問題可經過軍委討論，分局則討論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基本方針”?！半u鳴三省”會議根據中央蘇區(qū)已經變化了的斗爭形勢，改變了以前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為中央蘇區(qū)及其他蘇區(qū)更好地堅持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不僅擺脫了蘇區(qū)與國民黨軍事斗爭的不利局面，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在戰(zhàn)略上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紅軍主力長征。

“雞鳴三省”會議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具體體現，是中國革命偉大轉折中的重要一環(huán)，是遵義會議與扎西會議之間承前啟后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中國共產黨按照自己的意志獨立自主地推選中央領導人，標志著黨在政治上進一步走向成熟；進一步清除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為黨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xù)，討論和解決了遵義會議已經確定但還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局常委分工問題，使遵義會議的重大決策得到進一步貫徹。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梢哉f，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發(fā)展的過程，而“雞鳴三省”會議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節(jié)點。正是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政治智慧、非凡的軍事才能，對黨和紅軍擺脫困境、轉危為安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雞鳴三省”會議是推動形成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的一次重要會議。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時并沒有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是，事實誠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薄霸谥匾獑栴}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痹谌∠┕拧⒗畹聦h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后，盡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毛澤東卻說服了大家，在“雞鳴三省”會議上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半m然毛澤東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并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中發(fā)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

“雞鳴三省”會議最重要的歷史啟示在于我們黨要取得勝利，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及其核心。毛澤東高瞻遠矚、謙誠果敢，周恩來對黨忠誠、大公無私，朱德仁慈寬厚、豁達大度，張聞天臨危受命、勇挑重擔，博古顧全大局、襟懷坦蕩，表現了共產黨人特有的政治品質和高風亮節(jié)。毛澤東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眾望所歸，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是在實踐中、在艱苦卓絕的斗爭形勢下逐步形成的。經過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洗禮，歷經各種挫折和失敗，中國共產黨在血與火的斗爭中，在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認識到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對于革命勝利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核心意識逐漸萌芽。而從遵義會議開始，經過“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等一系列會議，直至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延安整風到黨的七大，毛澤東的領導核心地位逐漸確立，為全黨所公認。黨的核心意識也在這一過程中日漸培育、得到增強。這其中，“雞鳴三省”會議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