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

由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所開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結(jié)出了巨大的理論果實，形成了毛澤東哲學思想，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求解和對中國道路的哲學探索推進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文本，也是毛澤東對中國道路進行哲學探索的代表性著作。這兩篇哲學著作的理論貢獻，并不在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觀點的闡述，而在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地總結(jié)了中國革命實踐的豐富經(jīng)驗。雖然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已然揭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序幕，但要真正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jié)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簡單事情，它不僅要求人們深刻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zhì)，而且需要人們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國的實際。但是，在20世紀20至30年代的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一直存在著背離和妨礙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jié)合的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它們曾屢次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實踐論》著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國革命中的主觀主義的認識論根源及其克服途徑。毛澤東在系統(tǒng)論述實踐與認識的關系的基礎上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huán)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huán)的內(nèi)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tǒng)一觀?！泵珴蓶|認為，一切形式的主觀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而要克服中國革命中的主觀主義，就必須從根本上消除其認識論根源：“我們的結(jié)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tǒng)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矛盾論》則著重分析和揭示了中國革命中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根源。毛澤東系統(tǒng)闡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及其辯證關系，強調(diào)“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毛澤東指出，從認識方法上講，它們都不懂得“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背離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辯證認識方法?！爸袊伯a(chǎn)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狀，并推斷革命的將來”。

20世紀40至50年代，毛澤東把《實踐論》《矛盾論》中所系統(tǒng)闡述的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tǒng)一觀、特別是其所概括的“實踐——認識——實踐”的人類認識總公式具體化為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先后提出了“團結(jié)——批評——團結(jié)”的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方法和“物質(zhì)——精神——物質(zhì)”的唯物論，闡述了一整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構(gòu)建了一個完整的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而在毛澤東哲學思想指導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成功地開辟了以農(nóng)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成功地開辟了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毛澤東哲學思想是民主革命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道路的哲學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