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恐，原名何步孔，字楚珍，號毅生，１９００年２月２５日生于湖北省竹溪縣什字街一個開明紳士家里。他自幼性格獨特，善于思考，勇于行動。其父何常甫略通文墨，見兒子有膽有識，便一面嚴教他勤于勞動，一面延請具有愛國思想的塾師李壽田教他讀書。在此期間，何恐不但打下了扎實的文學基礎，而且朦朧地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岳飛、辛棄疾、文天祥等華夏英雄的報國宏志和民族氣節(jié)，更使他激動不已。
１９１５年，何恐考入了縣立高等學堂。何恐在蔡文淵、肖湘甫、周寅三等幾位愛國教師的教導下，逐漸認識到清政府的腐敗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領土帶來的恥辱。他曾憤怒而沉痛地對同學們說：“中國將有亡國之慘。如果中國亡了，亡國奴真是不好當的??！印度亡了，英國人把印度人當馬蹬踩著上馬，你們看亡國奴多可憐。我們如不自強，也會落到這種地步。到那時，國沒有了，哪里還有家呀！”為了民族自強、拯救民眾，何恐在奮發(fā)讀書的同時，還積極地搜尋當時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進步書刊?！缎虑嗄辍?、《湘江評論》、《覺悟》以及《晨報》副刊，都是他愛不釋手的讀物。他常和要好的同學一起討論國家大事，分析世界局勢。他還組織同學們踢足球、練拳術，研習輕功，立志練就一副強健的體魄，等候來日報效祖國。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底，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中國。何恐和所有中國人一樣，受到極大鼓舞和啟示。他毅然離別了新婚的妻子余向賢，拋棄了富有的家業(yè)，懷著一顆熾熱的心，從千里之遙的竹溪來到武昌，考上了湖北省外國語?？茖W校。在外國語?？茖W校，何恐除學好規(guī)定的課程外，還千方百計地利用節(jié)假日走入社會，廣交進步人士和師長，如饑似渴地尋求真理。寒暑假期間，他偕同竹溪旅漢同鄉(xiāng)會同學，逗留于董必武、陳潭秋創(chuàng)辦的私立武漢中學，聆聽董必武、陳潭秋的教誨，更新自己的思想觀念。何恐還擅長繪畫、書法、詩文，曾在武漢《江申日報》等報刊上發(fā)表文章，進行革命的宣傳鼓動工作。他同時還以“足球大王”的美稱，參加武昌大中學校校際足球聯賽。不久，何恐被推舉為外國語專科學校學生聯合會總干事。他十分珍視這個工作，常常省吃儉用，購買進步書籍，從中尋求知識，探索道路，決心擔負起“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的重任。
１９１９年，五四愛國運動在全國興起。武漢的反動軍閥王占元急忙召開各大中學校校長會議，強行規(guī)定，嚴禁學生結隊出校游行。外國語?？茖W校的封建衛(wèi)道士金崇鼎遵照主子旨意，訂立了森嚴的校規(guī)，全面加重學生功課負擔，迫使學生們忙于作業(yè)和應付考試。何恐以學生聯合會總干事身份，帶頭頂住重壓，走出課堂，領導學生參加武漢反帝大同盟活動。為了把五四運動推向高潮，武漢各大中學校學生紛紛沖破校方阻力，自動推選學生代表，組成代表團。代表團率領學生走上街頭，向反動當局提出了正義要求，開展了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以及反封建的宣傳活動。何恐是代表團成員之一，他向同學們說：“日本強行占領青島，舉國同憤，有熱血的青年豈能埋頭讀書而不顧國家安危？”在他的帶領下，外國語專科學校的２００余名愛國青年打破校方的阻撓，面對反動當局斷絕伙食、不準學生寄宿、提前放假的陰謀詭計，決定參加武漢學生聯合會組織的游行示威活動。
１９１９年６月１日，由惲代英、陳潭秋、林育南組織的武漢三鎮(zhèn)各大中學校的６０００余名學生，冒著滂沱大雨舉行游行示威，沿街演講，揭露帝國主義罪行，最后來到省督署門前請愿。作惡多端的王占元看到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包圍了督署，命令其部下準備用武力鎮(zhèn)壓。當學生們與軍警發(fā)生沖突，軍警打傷了部分學生時，何恐隨著游行隊伍的領導者惲代英、林育南等一起，帶領游行隊伍向前猛沖。兇狠狡詐的王占元眼見不好收場，不得不提出讓學生派代表進行談判。經大家一致推薦，何恐等八位青年組成談判小組，與反動政府進行交涉，提出了嚴正的要求，迫使王占元不得不讓步，取得了罷課游行的勝利。６月１６日，何恐帶著武漢廣大青年的信任，受武漢學生聯合會的重托，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學聯成立大會。
１９２０年８月，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武昌成立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同年１１月，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為了團結教育廣大青年，在發(fā)展黨組織的同時，建立了半公開性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何恐主動向黨團組織靠攏，經常向董必武、陳潭秋匯報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爭取黨團組織的領導與指導。１９２２年３月，何恐根據黨的指示和團組織的意見，利用武漢部分工人在漢口德國球場開會之機，帶領同學參與會議。會中，何恐走上講臺，公開號召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而奮斗。同時，他又號召廣大青年要振奮精神，同廣大工人一起挽救祖國于危難之中，做祖國的主人、世界的巨人。何恐鏗鏘激昂的演講，給工人和青年學生以極大的鼓舞。
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３日，何恐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何恐入團后，十分注意自身的修養(yǎng)和鍛煉。為壯大團的隊伍，他根據團組織的安排，經常奔走于武昌各大中學校，深入了解、廣泛團結各階層青年，動員鼓勵他們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并注意在進步青年中發(fā)展團員。１０月，由陳潭秋介紹，何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１２月，何恐任青年團湖北區(qū)下轄的武昌地方委員會委員長。１９２３年１月，青年團湖北臨時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改組為青年團武昌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何恐任委員長。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日，何恐代表武昌的青年團組織，與施洋律師一起，到鄭州參加了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４日，京漢鐵路工人總同盟會大罷工開始后，何恐又隨施洋律師一起，帶領武漢學聯隊伍，高舉“支援京漢鐵路工人兄弟”的大旗，聲援罷工斗爭。２月７日，軍閥吳佩孚命令其部下對罷工工人進行血腥鎮(zhèn)壓，林祥謙、施洋及大批工人運動的領袖慘遭殺害。面對敵人的暴行，何恐悲憤交加，寫了一篇悼念施伯高（施洋，號伯高）、痛罵吳佩孚的專函。
二七罷工失敗后，武漢地區(qū)公開活動的黨團負責人遭到通緝，黨團組織遭到極大的破壞。為了重建團的組織，號召人民繼續(xù)斗爭，何恐、劉愚真、張紹康三人代表武漢學聯發(fā)表了《告全國同胞書》，并提出了援助京漢鐵路工人的五項具體辦法?！陡嫒珖麜饭_發(fā)表后，武漢地區(qū)的廣大青年受到極大鼓舞，他們又重新集結在一起，繼續(xù)投入戰(zhàn)斗。１９２３年５月，何恐到上海出席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７月，何恐調任全國學聯總會湖北理事。
１９２４年，何恐為避難第一次回到故鄉(xiāng)，不久返回武漢，得知當時形勢稍有好轉，隨即又活躍在武漢三鎮(zhèn)。９月１２日，青年團武昌地委召開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根據當時任務和面臨的斗爭形勢，對所屬組織進行了整頓，并決定改選基層團組織。何恐被選為青年團武昌地委組織委員兼會計，繼續(xù)領導全省青年團工作。
１９２５年３月８日，青年團武昌地委根據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更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武昌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何恐任團地委學運委員。５月３０日，英帝國主義在上海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６月１日，何恐在武昌商科大學召開了武漢學聯緊急會議，宣讀了上海學生會的來電，決定組織武漢工商界一致行動，聲援五卅運動。６月４日，何恐帶領武漢各校學生一萬余人，高舉“愿流露以灌溉正義人道之苗，愿流血以傾倒帝國主義之根”的大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何恐在講演中揭露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經濟、文化的罪行，號召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市民罷市，鼓勵愛國商民將英貨、日貨送交商會燒毀。隨后，武漢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怒潮，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勢力，提高了人民爭取自由的覺悟。
１９２５年，中共武漢地方執(zhí)委會決定選派一批在校共產黨員和青年同志出國，一方面學習外國的革命斗爭經驗，另一方面在國際上宣傳中國革命形勢。是年底，何恐被派往日本留學。何恐到日本后，很快與留日學生中的黨組織取得聯系，并積極參加了在日本舉行的各項革命活動。為了擴大中國革命在日本的影響，他積極向黨組織建議，把黨的活動引入華僑之中，舉行大規(guī)模的華人游行，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槍殺工人領袖顧正紅。他不顧個人安危，經常走街串巷，深入到華人居住區(qū)，號召華僑更努力奮斗，幫助祖國人民，同心協力地拯救祖國的危亡。
何恐在日本的革命活動，很快被日本當局覺察，并派人對其嚴密監(jiān)視。一次，日本警察將何恐帶到警察所，盤問他對日本持何政見，他義正辭嚴地回答說：“貴國步美國之后塵，侵略別國，想實行大陸主義，但恐怕貴國很難做到?！绷攘葦嫡Z，揭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北伐軍攻克武昌，武漢成了革命的中心。此時，在日本學習的何恐根據黨的工作需要，從日本返回武漢，被中共湖北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派到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任青年秘書，主管青運工作。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衛(wèi)集團在武漢公開叛變革命，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何恐于９月底不幸被捕，關押在武昌北首蒼警察看守所。在獄中，他聯合同監(jiān)難友與反動當局進行說理斗爭，同時與獄中共產黨員張金保等人積極行動，利用國民黨湘桂軍閥內訌、武漢三鎮(zhèn)一片混亂之機，領導２００多名被捕同志于１１月下旬越獄脫險。
何恐越獄后，只身赴滬尋找黨中央。此時，上海黨組織已知道何恐亦在特務搜捕名單之內，要他迅速離滬。何恐返回武漢后找不到黨組織，卻意外地遇見了在外專讀書時的同學、后來又一塊赴日留學、同屬中共東京支部成員的盧玉成和云夢縣赴省尋找黨組織的秦孝芬。何恐、秦孝芬應盧玉成之邀請，商定同去應山開辟工作。他們三人趁亂弄到幾支手槍和一些子彈，結伴走小路，避開敵軍盤查，步行３００余里，順利到達應山東鄉(xiāng)方家店，以盧玉成家為秘密活動據點，建立了京漢特委路東聯絡站。其主要任務是：恢復地下農會，宣傳土地革命，與黃陂、黃安互通信息，接待過往革命同志。當時，鄧雅聲任京漢特委書記，常到鐵路以東活動。何恐等協助鄧雅聲編輯刻印特委刊物《川報》，供革命同志傳閱；同時還協助盧玉成夫婦秘密建立路東應山、孝感邊界鄉(xiāng)村共產黨支部，發(fā)展了盧泰、劉正啟、高孝坤、鄭華豐等貧雇農積極分子入黨。
１９２８年１月，中共應山縣委和京漢路區(qū)特委響應中共湖北省委開展“赤色革命宣傳周”的號召，提出了組建“工農鐵血軍”，乘農歷年關攻取應山縣城的武裝暴動計劃。農歷臘月廿三日夜，何恐等冒著大雪，參加了“工農鐵血軍”應山攻城之役。戰(zhàn)斗失利后，何恐等又隨京漢路區(qū)特委和應山縣委轉移到廣水南鄉(xiāng)之柴家崗。農歷大年除夕，何恐等參加了由京漢路區(qū)特委領導的應山、孝感、安陸三縣邊界數百農軍圍攻太平鎮(zhèn)左家河封建地主土圍子的戰(zhàn)斗，給了鄉(xiāng)村豪紳復辟勢力以極大威懾。
２月，京漢路區(qū)特委根據湖北省委指示，迅速擴大農民武裝，在應山、孝感邊界造成鄉(xiāng)村割據局面?？h委機關設在宣傳部長柴凌閣家里，何恐分工搞宣傳工作。他們在應山東鄉(xiāng)七里沖辦起一所“鄉(xiāng)村改良學?！?，白天以教書為掩護，利用課余時間寫標語、印發(fā)傳單，夜間深入到窮鄉(xiāng)僻壤發(fā)動貧雇農參加游擊隊。經過努力，應山東南鄉(xiāng)和東北鄉(xiāng)的農軍司令部秘密組成，并決定聯合攻打廣水以北的東篁店火車站。３月初，何恐等隨柴凌閣一起，率領東南鄉(xiāng)農民敢死隊員上百人，以“看會”為名，身帶暗器，繞道廣水以東，到達納水河畔，與東北鄉(xiāng)農民游擊隊葉吉甫等匯合，組成三四百人的隊伍，手執(zhí)大刀、長矛、土銃、竹槍，連夜奔襲東篁店火車站。半路與反動“黃學”遭遇，雙方展開混戰(zhàn)，葉吉甫遭敵暗算，當場陣亡。農軍缺乏實戰(zhàn)訓練，指揮戰(zhàn)斗的柴凌閣又不熟悉地形，為避免更大損失，只得命令農軍撤出戰(zhàn)斗。
農軍回到柴家崗后，特委和縣委分析了當時的形勢，總結了經驗，制定了新的“春暴”計劃，決定成立“三縣執(zhí)行委員會”，約定農歷閏二月初十（公歷３月３１日），應（山）、安（陸）、孝（感）三縣邊界同時舉行暴動，以造成赤色割據局面。為實現這一計劃，何恐、秦孝芬、盧玉成等回到路東方家店，以應、孝邊界鄉(xiāng)村支部成員為骨干，秘密組織暗殺隊，并進行必要的訓練。盧玉成則利用他北伐時期在武漢國民政府任商務部長的聲望，從國民黨雜牌軍里搞到一些彈藥武器，積極投入三縣“春暴”準備工作。孰料機密泄露，敵人提前兩天動了手，太平鎮(zhèn)左家河團防頭目左畏可勾結應、安、孝三縣邊界反動“黃學”，配合駐楊家寨火車站之國民黨桂系第十九軍李紀才部，于農歷閏二月初八（公歷３月２９日）拂曉向路西撲來，血洗柴家崗，火焚馬家畈，制造了震驚應山東鄉(xiāng)的“七里沖慘案”。消息傳到路東，盧玉成、何恐等滿腔悲憤，決心為死難同鄉(xiāng)和受害農友報仇。農歷閏二月初十深夜，他們出動暗殺隊，處死了惡霸盧德滿，另一惡霸盧申威聞訊逃脫，報告了廣水商團，接著當地反動團隊開始了“清鄉(xiāng)”活動。
４月１日，京漢路區(qū)特委、應山縣委部分成員秘密轉移至路東方家店盧玉成家，將黨內文件、名冊、關防印信進行銷毀或深埋。次日晚，何恐、秦孝芬化裝成商販，由盧玉成派村支部文書盧泰護送到孝感王店搭火車赴漢口。何恐自應山來到武漢，得知武漢形勢更加惡化，無法留在武漢繼續(xù)開展革命活動，乃決定再次返回家鄉(xiāng)。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６日晚，何恐又一次回到家鄉(xiāng)竹溪縣。
為了把革命斗爭引入家鄉(xiāng)，早在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何恐即派共產黨員何立人（何恐五弟）和進步青年陸樹聲、楊明智回到竹溪開展農民運動，發(fā)展農民武裝。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變后，他又動員在漢的竹溪籍學生王慎五、尹積庵等人回到竹溪，開展革命活動。何恐回到竹溪后，立即與他們匯合，多次在甘家?guī)X子開會，分析竹溪革命斗爭形勢，研究對策，決定發(fā)動農民打擊土豪劣紳，建立蘇維埃政權，組建農民武裝。
何恐回到竹溪不久，國民黨竹溪縣政府即接省里電示：注意何恐行動，伺機逮捕。何恐在竹溪城鄉(xiāng)的活動，引起了當地反動政府的察覺，他們根據偵察到的情況，擬定了逮捕計劃。１９２９年１月的一天下午，何恐同五弟何立人、四弟何芙生（團員）等在家里商量事情，被縣保安隊探知。隊長鄒次澎帶領隊員數名，沖進何家，妄圖將他們一并抓獲。在危急的情形下，何立人、何芙生為救何恐，躲避不及被逮捕，何恐乘機溜進后院，借助花臺躍上房頂躲了起來。次日清晨，鄒次澎再次率領隊員將何家團團圍住，他帶著隊員以找槍支彈藥為名進宅搜查。鄒次澎乘人不備，將自帶的子彈偷放在何家瓷瓶里，被何恐六弟何楚銘發(fā)現制止。鄒次澎見栽贓不成，惱羞成怒，以異黨分子為名，將何楚銘捆了起來，責令其交待何恐去向。之后，縣保安隊隔三岔五不斷搜查。為了安全起見，何恐與父親何常甫一起在堂屋樓上后門的右側做了一條隧道，上面堆上谷子。何恐白天進隧道隱蔽，晚上出來進行革命活動，以此相持２０余天。這期間，竹溪縣的反動勢力日趨囂張，搜捕何恐的行動有增無減，并不斷揚言要搜捕何恐余黨，逮盡所謂異黨分子。在這種情況下，何恐在農會積極分子的幫助下，化裝出城，于１９２９年２月７日晚離開竹溪。
何恐離開竹溪后，輾轉安康、西安來到武漢。何恐在武漢剛一露面，便被叛徒萬家佛發(fā)現，遭敵逮捕，關押在武漢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叛徒萬家佛以敘舊情為由，誘逼何恐叛黨，供出黨組織情況，遭何恐嚴厲斥責。１９２９年５月，反動當局將何恐從軍法處轉押到武昌湖北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到這里不久，何恐即按照上級黨組織秘密指示，把看守所當作新的戰(zhàn)場，組織獄內斗爭。他根據看守所條件差的情況，和難友們一起提出了提高生活待遇的幾點要求：一是延長放風時間；二是允許家人探監(jiān)；三是給難友們提供洗澡設施，減少疾病的發(fā)生。在他們的共同斗爭下，看守所被迫答應了條件，斗爭取得了初步勝利。何恐的行動激怒了國民黨反動派，他們在無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勉強宣判何恐兩年徒刑。
１９３０年６月，李立三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隨后又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企圖“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在上級指示下，何恐等在獄中舉行政治示威，集體喊政治口號，高唱國際歌，還從監(jiān)外購進木屐８０雙，準備作獄中暴動的武器。但終因時機不成熟，加之敵人防范嚴密，導致暴動失敗，促成反動派提前進行血腥屠殺。１９３０年９月７日凌晨，國民黨武漢保安隊第二大隊三區(qū)隊將何恐、王自強等１６位同志帶出軍法處，強行扒下他們的外衣，用繩子捆綁起來，押往刑場。面對死亡，何恐泰然自若，他以無限信賴的目光望著和他同生死、共患難的戰(zhàn)友，帶頭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英勇就義。
（袁正大、胡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