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展光，１９０９年生于廣東省惠陽縣澳頭村的一個貧苦漁家。少年時家境貧寒，父母含辛茹苦才讓他念了四五年書。輟學在家的胡展光，喜愛閱讀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事之類的書，字里行間的愛國主義思想，甘露般滋潤著他的心田。

胡展光１８歲時，辭別了父母，到香港謀生。他寄宿在親友家里，靠做零工糊口，飽嘗了寄人籬下的滋味。１９２７年，他從香港輾轉到廣州，考進了陳濟棠辦的燕塘軍校。畢業(yè)后，他進入國民黨軍隊，耳聞目睹了國民黨軍隊中的腐敗內幕。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后，胡展光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極端痛恨；對國民黨采取不抵抗主義的賣國政策，感到無比憤慨；為自己作為一個中國軍人，卻不能奔赴疆場保家衛(wèi)國而感到羞愧。在苦悶和彷徨中，他閱讀了魯迅的著作和其他一些進步書刊。有一次，他回到家里看進步書刊時，被其伯父胡紹華發(fā)現(xiàn)，曾嚴厲責備他說：“紅色書刊是殺頭書，你知道嗎？”他爽朗地回答：“我敢看它，什么都不怕。”嚴酷社會現(xiàn)實的教育，革命思想的啟迪，使他逐漸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chǎn)黨才能把中國引向光明。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他隨部在廣州駐防期間，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發(fā)現(xiàn)他思想傾向進步，具有強烈的愛國心，便派人跟他接近。經(jīng)過教育和一段時間的考驗，黨組織吸收他加入了共產(chǎn)黨。

胡展光入黨后，按照黨的指示，繼續(xù)留在國民黨軍隊里，以合法的身份秘密進行黨的工作。他和地下黨的同志在廣州中央公園邊的葉氏宗祠里，建立了一個名叫“淡社”的群眾團體，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組織青年和愛國人士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當時，黨組織的經(jīng)費有困難，他就把每月的薪餉除留下必要的生活費外，其余都交給黨組織作活動經(jīng)費和接濟經(jīng)濟困難的同志。

有一年，胡展光回家鄉(xiāng)過春節(jié)，他對妻子曾友妹說：“不久，我就不當這個官，要到山區(qū)去過跋山涉水的艱苦生活。到時，我會回來帶你一起去?！彼€囑咐妻子說：“你不識字，要加緊學文化。以后會有人來我們村里辦農會和婦女會，你要串連村中的青年婦女參加。這些事現(xiàn)在不要傳出去！”大年三十晚上，他發(fā)現(xiàn)村中貧苦農民胡全還在挑草去賣，便叫妻子送去七元錢，讓胡全買回了一籮米和豬肉等年貨，一家人歡歡喜喜地過春節(jié)。他這種熱心幫助貧苦農民的行為，在當?shù)貍鳛榧言挕?/p>

１９３６年冬，胡展光在國民黨軍第一五七師九四一團任連長時，奉命開赴閩南執(zhí)行“剿共”任務。胡展光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把所掌握的軍事情報及時轉告閩南地下黨，使地下黨和游擊隊避免了許多損失。有一次，由于事前得到胡展光的情報，漳浦里的游擊隊在反“圍剿”中還消滅了國民黨軍的一個班，俘虜了十多名士兵。有兩次，胡展光所帶的連隊在行軍中與游擊隊相遇。當時，游擊隊處于不利地位。胡展光遲遲才下攻擊令，讓游擊隊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了。在閩南幾個月的“圍剿”中，胡展光所在的營曾先后逮捕了游擊隊三名交通員。胡展光密切配合地下黨進行營救，使這三位交通員逃出了虎口。在閩南期間，胡展光與閩南游擊隊的連長朱曼平保持經(jīng)常的聯(lián)系。他身在敵營，想的都是黨的事業(yè)。當時，他每月的薪餉是８０元。家鄉(xiāng)有父母、妻子、兒子，但他很少往家里寄錢，把節(jié)約下來的錢用于支持搞地下工作的抗日游擊隊的同志。１９３７年間，他曾先后兩次托堂弟胡浩生代為寄款給遠在廣州搞革命工作的李健行。同時，他還資助東江抗日游擊隊領導成員葉鋒在惠陽澳頭開設店鋪，以籌款抗日。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胡展光所在的第一五七師奉命由閩南調到廈門。１９３８年初，該部又由廈門調到潮汕海陸豐一帶。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軍在惠陽大亞灣登陸。國民黨軍不戰(zhàn)而退，惠陽、博羅、廣州相繼淪陷。胡展光毅然離開國民黨軍，到東江抗日前線，與曾生、葉鋒、李健行等取得聯(lián)系，投身于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的組建工作。他不但動員妻子曾友妹參加革命，而且還發(fā)動了村中一批青年參加游擊隊。

１９３８年冬，胡展光受組織派遣，打進國民黨博羅縣政府任軍事科長，以合法的身份開展黨的抗日救亡工作。他帶領群眾抗日武裝“響水青年殺敵大隊”，在下馬石襲擊日軍，打響了博羅地區(qū)抗日第一槍。他和當時在國民黨縣政府和縣黨部的地下黨員黃健、劉融、劉志遠一起，爭取縣黨部書記長陳潔等進步人士的支持，成立戰(zhàn)時工作團，改組博羅縣政府，使縣政府和縣黨部基本上掌握在中共黨組織手里，為黨領導的東江華僑回鄉(xiāng)服務團（簡稱“東團”）博羅隊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提供了有利環(huán)境。１９３９年春，李健行按中共東江特委的指示，以東江華僑回鄉(xiāng)服務團博羅隊隊員的身份作掩護，到博羅建立縣委，胡展光任軍事委員。在縣委的領導下，打進國民黨縣、區(qū)、鄉(xiāng)政權的地下黨員和博羅隊里面的黨員內外結合，把群眾性的抗日救亡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青抗會、婦抗會、民眾夜校遍布城鄉(xiāng)各地，抗日救亡的歌聲到處飛揚，抗日民主運動蓬勃興起。

為了推動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開展，根據(jù)東江特委的批示和博羅縣委的決定，胡展光以縣政府軍事科的名義，于１９３９年５月間在黃田牌舉辦了抗日游擊干部訓練班，吸收各地的地下黨選派的積極分子參加訓練，為博羅縣的抗日武裝斗爭培養(yǎng)了一批軍事骨干。

當時，黨急需發(fā)展抗日的武裝力量，胡展光便擔負起改造陳文博武裝的任務。陳文博是博羅附城黃田牌人，本人是一個大學生，由于不滿現(xiàn)實，回鄉(xiāng)糾集了一批人馬上象山當了土匪。在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形勢下，陳文博提出了“抗日保鄉(xiāng)，劫富濟貧”的口號，流露出抗日和靠攏共產(chǎn)黨的愿望。于是，黨組織便派胡展光跟陳文博接頭。經(jīng)過胡展光耐心爭取，陳文博表示愿意加入抗日行列。胡展光以國民黨博羅縣政府的名義，將這支隊伍編為東江游擊指揮所新編獨立大隊。陳文博任大隊長，胡展光任大隊副。黨組織通過胡展光，先后安排了３０名黨員到這支部隊去當骨干，大隊政訓室主任、中隊指導員分別由中共地下黨員張鳳樓、林志誠擔任，正副班長大部分也由中共地下黨員擔任。之后，胡展光又在部隊里發(fā)展了三名黨員，使全大隊的黨員達到３４人，建立了黨支部，龍生任支部書記。胡展光為爭取和改造陳文博大隊耗費了不少心血。這個大隊經(jīng)過整訓后，開到博羅西部的鐵場、福田前線，封鎖淪陷區(qū)，不讓博羅境內的物資流到敵偽手中。

胡展光作風艱苦樸素，平易近人，經(jīng)常跟士兵吃住在一起，和士兵談心，勉勵他們做愛國軍人，積極抗日。跟地下黨員接觸時，他則反復強調黨員的任務是改造這個部隊。他明確指出：陳文博既有傾向進步的一面，也有政治投機的一面，要提高警惕。１９３９年秋，開始出現(xiàn)了全國性的反共逆流。１９３９年冬的一天，胡展光與在陳文博大隊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蕭光生、卓覺民、黃輝、潘明時會面，共同分析了形勢，認為陳文博很可能會卷入反共逆流之中，于是采取了應變措施。果然，半個月后，陳文博公開打出了反共旗號。由于中共地下黨組織早有準備，因而減少了損失。

１９４０年初春，胡展光奉命轉移，暫時回老家惠陽澳頭衙前村。在險惡的環(huán)境中，他仍然積極為黨工作。當他獲悉“東團”博羅隊李健行等２３位同志被捕并被押解到惠州時，立即趕到李健行的家鄉(xiāng)，把情況告訴李健行的妻子，安慰她不要難過，叮囑她不要外出，等待組織上派人來聯(lián)系。然后，他趕往惠州與中共地下黨聯(lián)系。但國民黨頑固派處處布下了監(jiān)視中共地下黨活動的密探，胡展光從博羅返回家里時便被敵人發(fā)覺，專門派密探暗中跟蹤他。他到達惠州的第二天就不幸被捕，被關在竹銀嶺監(jiān)房。

胡展光被捕后，地下黨曾設法營救他，并派人佯裝朋友探望。他說：“抗日救亡是每個中國人的本分，更是共產(chǎn)黨員義不容辭的職責所在。”他的妻子曾友妹也前往探望。他平靜地對妻子說：“我做的都是為國為民的事，是一個中國人應該做的。你放心回去，照顧好家庭吧！”曾友妹料想不到，這竟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０日，國民黨頑固派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胡展光槍殺于惠州西湖畔飛鵝嶺的樹林中。就義前，胡展光大義凜然地對行刑隊的士兵說：“你們要清楚，中國人民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不是共產(chǎn)黨人！共產(chǎn)黨是打日本帝國主義的先鋒隊，也是解放全中國人民的先鋒隊。共產(chǎn)黨人是殺不盡的！”行刑時，劊子手雙手發(fā)抖，連放七槍都沒擊中胡展光，監(jiān)斬官只好趕到前面親自向胡展光連放兩槍。胡展光犧牲時，年僅３１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