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光慈，原名蔣如恒，曾用名俠生、俠僧、光赤等，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生于豫皖邊界河南一側(cè)的陳家淋子（現(xiàn)屬河南固始縣陳淋鄉(xiāng)）。蔣光慈的祖輩以經(jīng)商為業(yè)，父親蔣從甫是個書生，因不善經(jīng)營而使商號虧本，不得不遷往二十多公里以外安徽一側(cè)的白塔畈小街（現(xiàn)屬安徽省金寨縣），改做日雜買賣并設館課讀。

蔣光慈在陳家淋子的志誠學校讀書時，國文教員詹谷堂（后為共產(chǎn)黨員、革命烈士）對他尤為器重，經(jīng)常在課后給他講一些課本外的知識。平時，他讀《史記》，最崇拜朱家、郭解一類的游俠，把他們看作是窮苦人的救星。在志誠學校畢業(yè)后，蔣光慈考入固始中學。入學后不久，他因為和幾個同學痛打了一個橫行不法的地主官吏，惹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被校方開除。

１９１７年９月，蔣光慈進入設在蕪湖赭山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學讀書。當時的中國，是近代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北洋軍閥政府屈膝賣國，大好河山支離破碎，人民在痛苦的深淵中掙扎。安徽督軍倪嗣沖更是兇焰萬丈，探訪局日夜捕殺革命黨人。時局的艱難，人民的痛苦，在蔣光慈心里激起對舊的社會制度的強烈憤慨。在蕪湖讀書時，他把自己的名字“蔣如恒”改為“蔣俠生”，表示一生要行俠仗義，削盡人間不平。

那時，蕪湖五中的進步教員高語罕、劉希平等人，銳意改革教育，積極傳播新文化、新思想，對蔣光慈等一班進步學生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蕪湖長街的科學圖書社，是《新青年》雜志的代售處。每期《新青年》一到，高語罕和劉希平就在課堂上逐篇加以介紹、分析，鼓勵學生細心研讀。他們還結合國破家亡的現(xiàn)實，給同學們講授歷代愛國志士的詩詞，激發(fā)同學們的愛國熱情。在學校管理上，他們提倡民主治校，主張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在他們的倡導下，蕪湖五中在１９１７年成立了學生自治會。這是蕪湖最早的學生組織。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后，當時任蕪湖五中學生自治會副會長的蔣光慈積極投入了這一斗爭。他在高語罕、劉希平等教師的支持下，及時聯(lián)絡蕪湖各中等學校師生，組織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并通過報界發(fā)表宣言，積極響應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他還帶領同學到商號宣傳抵制日貨，吁請商界支持學生愛國行動，實行罷市。為了使抵制日貨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他派出部分同學暗中與各家商號的學徒、店員取得聯(lián)系，監(jiān)督各商號進貨，并組織學生糾察隊，直接到車站、碼頭查扣日貨。這時，他已成為蕪湖學生運動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而他所在的蕪湖五中則被譽為“蕪湖的北大”。

１９２０年４月，蔣光慈作為蕪湖學生聯(lián)合會和各界聯(lián)合會的代表，離開蕪湖去上海，出席全國各界聯(lián)合會會議。當時，正值北京政府屈從于日本的壓力，密謀魯案直接交涉。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總會為此發(fā)出通電，決定自４月１４日起，實行全國罷課，誓死反對魯案直接交涉。蕪湖各中等學校學生從４月１６日起開始罷課。蔣光慈抵達上海后，立即投入了這場震撼全國的罷課斗爭。４月１８日，他與蕪湖學生聯(lián)合會的另一代表李宗鄴聯(lián)名在上海《民國日報》發(fā)表了《代表通告書》。這是年僅１９歲的蔣光慈到上海后第一次公開發(fā)表的署名通電，是他在五四時期從事革命活動的一個歷史記錄。與此同時，蔣光慈還積極組織并撰寫了一批反映蕪湖學生罷課斗爭進展情況的報道，在上?！睹駠請蟆飞详懤m(xù)刊出。

這年秋，為了輸送革命青年赴蘇俄學習，為中國共產(chǎn)黨準備干部，陳獨秀等人在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辦了一個外國語學社。校長由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維經(jīng)斯基的翻譯楊明齋擔任，學員主要學習俄語和馬克思主義著作。蔣光慈經(jīng)高語罕的推薦，成為外國語學社最早的一批學員。１９２０年冬，蔣光慈與外國語學社的部分同學被吸收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

１９２１年四五月間，蔣光慈被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派往蘇俄學習，同行的有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曹靖華、韋素園、吳葆萼等。他們經(jīng)歷了千辛萬苦，大約在同年八九月間抵達莫斯科，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chǎn)主義大學，開始了留學生活。

１９２１年，共產(chǎn)國際在莫斯科籌備召開遠東各國共產(chǎn)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蔣光慈被調(diào)去擔任翻譯和招待工作。會上，他結識了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張?zhí)?。最使蔣光慈引為自豪的是，會議期間，他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導師列寧。

不久，東方大學中國班開始建立中共組織，蔣光慈即由團員轉(zhuǎn)為中共黨員，并和其他黨員同學一起，組成中國共產(chǎn)黨旅莫支部。

留學期間，蔣光慈還與瞿秋白相識，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瞿秋白早在１９２０年秋天，就以北京《晨報》駐莫斯科特派記者的身份，赴蘇俄各地作實地考察，后來又兼任東方大學陸軍學院漢文系教授，同時還為包括蔣光慈在內(nèi)的中國留學生班輔導俄語。瞿秋白對文學也有很大興趣，經(jīng)常和蔣光慈在一起研討新詩的創(chuàng)作和改革，并且互相交流新作。

為了借鑒俄羅斯民族的文化遺產(chǎn)，探討無產(chǎn)階級文學與近代文學的淵源關系，旅俄期間，蔣光慈還同瞿秋白一起共同研究俄羅斯文學的歷史和現(xiàn)狀，并寫出各自的專著。瞿秋白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間撰寫的《俄國文學史》，后經(jīng)過蔣光慈的刪改，易名為《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并同蔣光慈自己撰寫的《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一起，合并編為《俄羅斯文學》一書，于１９２７年由上海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出版。

在莫斯科學習期間，蔣光慈曾翻譯、撰寫了一些宣傳唯物論、宣傳革命文學的論文寄回國內(nèi)，先后在《新青年》、《向?qū)А返雀锩锷习l(fā)表。尤其重要的是，他還翻譯了列寧、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編寫了《列寧年譜》，后來陸續(xù)刊登在《新青年》上。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４期“國民革命號”上，刊出斯大林的《列寧主義之民族問題的原理》一文，就是蔣光慈從斯大林所著《列寧主義》一書中節(jié)譯的。這是斯大林文章第一次被譯成中文。

蔣光慈在莫斯科期間還寫了不少熱情洋溢的詩篇，同時也嘗試翻譯一些蘇俄進步作家的詩作。１９２４年３月，他將這些詩作編成旅俄詩集《新夢》。

１９２４年７月，共產(chǎn)國際和中共旅莫支部決定讓蔣光慈回國參加實際斗爭。不久，蔣光慈便結束了３年的旅俄留學生活，回國迎接新的戰(zhàn)斗。

蔣光慈回國后，按照中共黨組織的指示，在國共兩黨共同創(chuàng)辦的上海大學任社會學系教授。同當時在上海的許多革命者一樣，蔣光慈住在一間簡陋的亭子間里。就在這間斗室里，他努力鉆研馬克思主義，為學生編寫講義，同時開始了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１９２４年８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３期和１９２５年１月１日上?！睹駠請蟆犯笨队X悟》上，他連續(xù)發(fā)表兩篇關于革命文學的論文，就文化的階級性、無產(chǎn)階級文化產(chǎn)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怎樣對待文化遺產(chǎn)、作家的人生觀與創(chuàng)作方法的關系，以及什么是革命文學家、什么是革命文學等一系列重要問題，旗幟鮮明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這兩篇論文集中代表了蔣光慈早期的文學主張，是他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探索文藝理論的一次嘗試，也是向當時處在唯美派統(tǒng)治下的文壇發(fā)起挑戰(zhàn)的檄文。

在宣傳革命文學的同時，蔣光慈還致力于實際文學創(chuàng)作和組織工作。他回國不久，便立志要“辦一文學刊物，振作中國的文學界”。他和沈澤民及上海大學學生委員會王秋心、王環(huán)心等組成“春雷文學社”，并創(chuàng)辦《文學專號》周刊，附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出版。在《文學專號》的“代發(fā)刊宣言”中，蔣光慈寫道：

朋友們呀，我們是些無產(chǎn)者，

有錢的既然羞與我們?yōu)槲椋?/p>

窮人們當然要與我們交悅。

我們的筆龍要為窮人吐氣，

我們的呼吼能為窮人們壯氣……

這是蔣光慈回國后所辦的第一份刊物。這份刊物只出到第２期，即因“特別事故”被迫停刊。在?？瘑⑹轮校c“春雷文學社”的同人曾表示：“俟將來有機會時，本社另出他種文學刊物?！?/p>

１９２５年初，蔣光慈的旅俄詩集《新夢》由黨中央創(chuàng)辦的上海書店出版。這是該社出版的第一本文學書籍，扉頁上有木刻紅字：“這本小小的詩集貢獻于東方的革命青年——光赤”。同年４月，由瞿秋白主辦的《新青年》第１號，以顯著位置介紹了這部詩集，稱“新夢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界的一個響雷，一盞明燈。新夢一定要如響雷一般震動人們的心靈，一定要如明燈一般照亮人們的眼睛”。這部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和蘇俄社會主義制度的詩集，出版后令讀者耳目一新，同年５月即再版，次年又由新青年社出第３版，改為橫排本。這期間，蔣光慈收到許多不相識的革命青年的來信，對他的這部作品給予贊譽和鼓勵。蔣光慈早年在蕪湖讀書時的友人、時在安徽任教的錢杏邨（阿英），把《新夢》作為國文教材，先后在三所中學六個年級中試教，反映極好，影響甚大。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馮玉祥舉行“北京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tǒng)曹錕。由于馮玉祥統(tǒng)領的國民軍開始傾向革命，１９２５年４月，蘇聯(lián)政府決定在給予物資援助的同時，派遣軍事顧問協(xié)助馮玉祥作戰(zhàn)。這時，蔣光慈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安排，離滬北上，去馮玉祥部擔任蘇聯(lián)顧問的翻譯，還在馮玉祥創(chuàng)辦的軍官學校任教官。這時，他除了緊張的工作之外，繼續(xù)從事革命文學創(chuàng)作，中篇小說《少年漂泊者》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他這時期的部分詩作，陸續(xù)刊登在北京大學“猛進社”主辦的《猛進》周刊上。

五卅慘案發(fā)生后，蔣光慈義憤填膺，寫了一首題為《血花的爆裂》的詩，向為爭取自由而英勇獻身的先烈表達了崇高的敬意，并將這首詩寄給《京報》。因措辭激烈，報社拒不刊登。蔣光慈為此專門寫信責問報社。

同年１０月，蔣光慈回到上海。這時，上海正籠罩在一片陰森森的氣氛之中。１２月１２日，直系軍閥孫傳芳下令查封上?？偣?。１２月１７日深夜，軍閥又秘密殺害了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劉華。在白色恐怖面前，蔣光慈昂首闊步，毫不畏怯，滿懷悲憤地寫了一首題為《在黑夜里——劉華同志之靈》的悼詩，控訴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的暴行，贊頌劉華是“上帝的叛徒，黑暗的勁敵”，堅信“黑夜總有黎明的時候”。

蔣光慈返抵上海時，郭沫若（時為上海學藝大學文科主任）正同“國家主義”分子、上海學藝大學董事林賛（靈光）在刊物上展開論戰(zhàn)。郭沫若在“創(chuàng)造社”主編的《洪水》半月刊上發(fā)表了《窮漢的窮談》一文，以其詩人的機智和幽默，絕妙地嘲弄了林賛之流，給了“國家主義派”迎頭一棒。蔣光慈這時與郭沫若尚未結識，但是，對這位以詩集《女神》震驚文壇的作家十分敬重，把他看作知己。在讀了郭沫若的《窮漢的窮談》一文后，蔣光慈立即“發(fā)生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感”。這篇文章發(fā)表后的第四天，蔣光慈即以公開信的形式致函郭沫若，除了向他“表示相當?shù)木匆狻?，并特別指出“由此我相信你是我們所需要的作家”之外，還在公開信中列舉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三個特點，進一步從反面說明林賛之流對共產(chǎn)黨人的誣蔑，恰恰道出了共產(chǎn)黨人的可貴之處。這封信對郭沫若的文章是一個有力的支持和補充，表現(xiàn)了一個黨員作家鮮明的黨性立場。這封信寫出后不久，蔣光慈與郭沫若兩人終于在上海見了面。在郭沫若的引見下，蔣光慈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參加了“創(chuàng)造社”的活動，并在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也開始在“創(chuàng)造社”主編的刊物上發(fā)表。

１９２６年初，蔣光慈的第一部書信體中篇小說《少年漂泊者》問世。小說以現(xiàn)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少年汪中在當時社會中的一連串不幸遭遇和最終走上革命道路、血灑疆場的故事，揭露了在黑暗的社會現(xiàn)實面前，人們要改變受壓迫受奴役的命運，只有革命這一條路可走。這對當時許多處于迷惘之中的青少年無疑是一個深刻的啟示，因而出版后受到青少年讀者的熱烈歡迎。

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即五卅運動一周年時，蔣光慈創(chuàng)作的一篇直接反映五卅斗爭的短篇小說《瘋兒》，在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的“五月特刊號”上發(fā)表，編者專門為這篇小說加了一段按語，指出：“我們對于文藝的意見，以為只要是真能表現(xiàn)現(xiàn)代被壓迫者的人生，只要是實際生活中喊出來的被壓迫者的痛苦和欲求，那便好了?！笔Y光慈在上海時期的這一段創(chuàng)作經(jīng)歷，正體現(xiàn)了這種文學主張，以文學作武器，為“被壓迫者的痛苦和欲求”進行不屈的戰(zhàn)斗。

１９２７年１月，蔣光慈的第二部詩集《哀中國》，經(jīng)瞿秋白審定并題簽，由中共創(chuàng)辦的漢口長江書店出版。同時，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他的短小說集《鴨綠江上》。這時，蔣光慈在政治上和文學上已漸趨成熟，成為引人矚目的革命文學家。

１９２６年底至１９２７年春，上海先后爆發(fā)三次工人武裝起義。蔣光慈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和感受，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寫成中篇小說《短褲黨》。這是一部最早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文學作品。作者在小說中滿腔熱情地歌頌了工人階級的革命義舉，再現(xiàn)了起義從失敗到最后勝利的全過程，形象地說明了武裝暴動是“工人所不能避免的一條路”。瞿秋白在讀了這部小說以后也贊賞道：“暴民專制正是短褲黨那篇小說的理想。”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光慈轉(zhuǎn)移到武漢，為了給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多爭得一塊陣地，他同錢杏邨、孟超等決定創(chuàng)辦一種新的文學刊物，并提議取名“太陽”。在當時黑暗無邊的政治氣象里，選用象征光明的“太陽”作為刊名，是有著深刻含義和無比勇氣的。不久，汪精衛(wèi)繼蔣介石之后也叛變了革命，大革命遂告失敗。１９２７年８月，蔣光慈又回到上海，準備迎接新的戰(zhàn)斗。

這時，進步作家齊集上海，大家認為有必要聯(lián)合起來，共同對付國民黨反動派。蔣光慈等打算首先請求魯迅先生合作，得到郭沫若的肯定和支持。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上旬的一天，蔣光慈和鄭伯奇、段可情等特地去見魯迅，提出有關大聯(lián)合的具體意見，得到魯迅的贊許。魯迅還提出復活《創(chuàng)造周報》的建議，蔣光慈等也欣然表示贊成。不久，《創(chuàng)造月刊》上登出了一份由魯迅、蔣光慈和郭沫若等３０位進步作家共同署名的宣言，揭開了左翼作家大聯(lián)合的序幕。

１９２８年１月，蔣光慈主編的《太陽月刊》正式出版，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太陽社”也同時宣告成立?！疤柹纭钡某蓡T全部是共產(chǎn)黨員，除了蔣光慈、錢杏邨、孟超、楊邨人這四個發(fā)起人之外，還有林伯修（杜國庠）、洪靈菲、戴平萬、任鈞、樓建南、樓適夷、殷夫等。當時在中共中央的瞿秋白和高語罕、楊匏安等，也參加了“太陽社”。這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由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和組織的第一個文學團體。

１９２８年初，革命文學陣營內(nèi)部展開了關于革命文學的論爭，主要是在魯迅和“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之間，以及“創(chuàng)造社”和“太陽社”之間進行。這期間，出現(xiàn)了一些不利于團結的宗派主義傾向。在紛繁復雜的斗爭環(huán)境中，蔣光慈和其他同志看不到魯迅在當時所起的重要作用，錯誤地把魯迅當作革命文學的反對者，并與魯迅發(fā)生“筆戰(zhàn)”。１９２９年１月，蔣光慈發(fā)表雜感《魯迅先生》，集中反映了他當時對魯迅的錯誤看法。文章認為，１９２８年以前的魯迅先生，成績卓著，德高望重，而１９２８年以后的魯迅則已經(jīng)落伍了，因此他得出結論：“有兩個魯迅，一個是向下的，一個是向上的，現(xiàn)在正是這兩個魯迅爭斗的時期。我懷著十二萬分的熱烈的希望，希望那個向上的魯迅能夠戰(zhàn)勝！”這些錯誤的言論，不僅影響聯(lián)合陣線的團結，也為后來他與魯迅的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國民黨反動派揮舞屠刀大肆殺戮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高壓政策之下，蔣光慈和他主持的“太陽社”一直沒有停止戰(zhàn)斗，他們巧妙地變化斗爭策略，同敵人周旋?！短栐驴繁徊榻?，則改名為《時代文藝》繼續(xù)出版；《時代文藝》被查禁，又改名為《海風周報》，如此等等。在兩年之中，雖然前后換過五個刊名，但是，作為一塊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陣地，則從來未放棄過。蔣光慈本人更因為在敵人眼里早已成了“宣傳赤化的暴徒”，所以不得不時常變換自己的筆名。他用過的筆名有華維素、華希理、魏克特、魏敦夫、陳情等。為了避免反動派的迫害，有時他甚至在作品完稿后故意標上一個假地址，使敵人摸不清他的行蹤。例如，１９２８年底，他譯完蘇聯(lián)作家羅曼諾夫的小說《愛的分野》之后，特地在“譯者小序”后面注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德國柏林”。

１９２９年７月間，蔣光慈因肺結核病轉(zhuǎn)重，遂東渡日本作短暫休養(yǎng)。在這里，他與日本著名左翼作家藏原惟人成為摯友，他們經(jīng)常在一起研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革命文學問題。這前后，“太陽社”的任鈞、馮憲章、樓適夷等也來到東京。在蔣光慈主持下，他們成立了“太陽社”東京支部，與國內(nèi)革命斗爭遙相呼應。

旅日期間，蔣光慈譯完了蘇聯(lián)作家里別津斯基的長篇小說《一周間》，寫成了長篇小說《沖出云圍的月亮》和日記《異邦與故國》，還忙里偷閑地游覽了著名的富士山和富士湖。但是，綺麗多姿的富士山風光畢竟沒能留住我們的詩人，國內(nèi)更艱巨的任務正在等待著他。同年１１月１５日，蔣光慈匆匆結束了日本之行，踏上了駛向祖國的歸船。

這時，上海的左翼作家接受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意見，正在籌備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蔣光慈回國后，立即遵照中共黨組織的指示，與魯迅、馮雪峰、夏衍、陽翰笙、柔石等人組成左聯(lián)籌備小組，負責討論制定左聯(lián)的綱領和章程。至此，“太陽社”這一文學團體也就自動宣告解散了。

１９３０年１月，蔣光慈主編的《新流月報》改名為《拓荒者》繼續(xù)出版。這份刊物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左翼作家共同的刊物。左聯(lián)成立以后，它即成為左聯(lián)的機關刊物之一。

這時，蔣光慈正抓緊時間創(chuàng)作一部反映農(nóng)民革命斗爭的長篇小說《咆哮了的土地》，并將寫好的章節(jié)在《拓荒者》上連載。

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宣告成立。５０多位進步作家參加了成立大會。會上，蔣光慈當選為左聯(lián)候補常委。

在左聯(lián)的領導下，革命文學陣營內(nèi)部展開了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魯迅等作家紛紛發(fā)表文章或談話，蔣光慈也擱下正在創(chuàng)作的小說，積極參加這一討論。當時，正值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左”傾錯誤盛行時期，在主客觀條件俱不成熟的情況下，盲目鼓吹在中心城市舉行武裝暴動，幻想僥幸取勝。由于這種錯誤主張的影響，左聯(lián)也不適當?shù)靥岢隽恕敖诸^是我們戰(zhàn)場，口號替代我們的歡呼”、“‘五一’勞動節(jié)不再是單純的慶祝日，而是血戰(zhàn)的斗爭日”等一些“左”傾盲動的錯誤口號，要求作家、藝術家走向街頭，參加“飛行集會”等各種形式的斗爭活動。這類冒險主義的行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嚴重后果，一些作家、藝術家相繼被捕。

蔣光慈對這種活動方式深為不滿，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并且拒絕參加馬路上的“飛行集會”和游行等魯莽活動。他認為，革命尚處在低潮之中，中共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和鞏固農(nóng)村革命根據(jù)地上；在中心城市發(fā)動武裝起義，純粹是一種冒險行為，只會給革命帶來無謂的犧牲。中共中央６月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占了統(tǒng)治地位。會議關于爭取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qū)的首先勝利，進而在全國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左”的所謂“策略總路線”，很快向全黨作了傳達和部署。蔣光慈聽了傳達后，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不為錯誤領導的壓力所動，因而使自己陷入一種十分困難的處境。中共組織和不少同志對他產(chǎn)生了誤解，有些同志公開斥責他無組織無紀律，甚至認為他拒絕參加武裝暴動，是在革命的緊要關頭畏縮動搖的表現(xiàn)，實際上等于背叛革命。

還在１９２９年，蔣光慈的長篇小說《麗莎的哀怨》出版時，就曾招致中共黨內(nèi)的嚴厲批判。《麗莎的哀怨》是他創(chuàng)作題材上的一次嘗試，寫的是一個白俄軍官夫人在十月革命后被迫逃亡上海，淪為倚門賣笑的妓女的故事。他試圖透過這一側(cè)影，展現(xiàn)十月革命的功績。對這部作品的得失，當時文藝界存在一些爭論。而中共黨組織則認為這部作品“是同情白俄反革命的哀怨，代白俄訴苦，誣蔑蘇聯(lián)無產(chǎn)階級的統(tǒng)治”，并責令蔣光慈停止出版。

蔣光慈回憶起這種種來自黨內(nèi)的責難和打擊，深感委屈和氣憤。他無法左右黨的既定路線，而作為黨員，又沒有理由不執(zhí)行黨的決定。他如陷維谷，進退兩難。終于，他懷著萬般哀怨和痛苦，請求退黨，“做一個實際的革命群眾一分子”，以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贏得一點時間。中共江蘇省委認為蔣光慈的言行已經(jīng)成為貫徹當時中央路線的障礙，遂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決定開除他的黨籍。１０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還刊出關于這一事件的長達千余字的報道，把蔣光慈的行為當作一種代表性傾向進行斗爭。這是“左”傾錯誤路線在文藝界制造的一起冤案，當時黨內(nèi)有不少人對此都表示不滿。著名的“左聯(lián)”五烈士之一、時兼任《紅旗日報》負責人的李偉森，對蔣光慈的處境十分同情，他在被捕前曾表示要去看望蔣光慈。蔣光慈被開除黨籍后，多次對前來看望他的友人說：“這沒有什么，我依然忠于黨?！北憩F(xiàn)了在暫時的委屈面前仍然忠貞不渝的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士的高貴品質(zhì)。

此后，蔣光慈更加發(fā)憤寫作。１９３０年１１月，他為左聯(lián)常委、中共黨員洪靈菲翻譯的《我的童年》（高爾基著）寫了一篇長達萬余字的序言，詳細介紹了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作家高爾基的生平和著作。不久，在完成了小說《咆哮了的土地》之后，他又開始著手創(chuàng)作另一部長篇小說，可惜尚未完稿，他就病倒了。

１９３０年底，國民黨反動派發(fā)動了對中央蘇區(qū)的第一次“圍剿”。與此同時，在文化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法西斯手段，對左翼文化陣線實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同年１２月，又頒布《出版法》，進一步加強對進步報紙、雜志、書籍以及其他出版物的限制，并且派出大批特務、軍警，偵查左翼作家的行蹤，隨時準備采取恐怖行動。

１９３１年１月初的一天晚上，蔣光慈剛外出，寓所即被特務們包圍。狡猾的敵人發(fā)現(xiàn)蔣光慈不在，便在暗中布下崗哨，嚴密監(jiān)視。后來，幸虧錢杏邨在寓所外面的馬路口將他攔住，才避免了這場不幸。而他的戰(zhàn)友、著名的左聯(lián)作家柔石、胡也頻、馮鏗、李偉森、殷夫，則不幸于當月１７日晚上在上海東方旅館被捕。蔣光慈得到消息，非常難過，立即趕到左聯(lián)開會，商討營救辦法。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對左翼作家如芒在背，不除不快。２月７日，這五位青年作家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

這時，蔣光慈的病情轉(zhuǎn)重，處境也更加艱難。他的所有著作都被國民黨當局列為禁書，不準出售；連剛剛打出紙型的長篇小說《田野的風》（即《咆哮了的土地》），也在取締之列，不準付印。他原先拿到的稿費和版稅，大都用來幫助困難的同志。如今，他甚至連看病買藥的錢也拿不出來。后來，吳似鴻找到亞東圖書館經(jīng)理汪孟鄒，由他出錢，才把蔣光慈送進上海同仁醫(yī)院。為了防備敵人的搜捕，住院時他化名為陳資川。

蔣光慈患的是肺病和腸結核，住院時病情已經(jīng)惡化。一天，樓適夷、錢杏邨等去醫(yī)院看望，他已經(jīng)病危。同志們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身軀，聯(lián)想到他漂泊、戰(zhàn)斗的一生，不禁熱淚盈眶。蔣光慈看見同志們來了，心里很高興。他睜大那雙已經(jīng)深陷下去、但依然閃爍著智慧和力量的眼睛，用微弱的聲音詢問左聯(lián)的近況，并逐一了解同志們是否安全，最后還向樓適夷打聽紅軍的消息。但是，從始到終，他沒有一句話談到自己。

蔣光慈臨終前一天，曾對看望他的親人表示：“我是不愿意死的，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钡牵f萬沒有想到，他的生命燭光已經(jīng)燃燒到了最后的時刻。１９３１年８月３１日凌晨６時，這位在反動派的明槍暗箭中從不退卻的堅強戰(zhàn)士，在病榻上結束了自己短暫的一生。

同年９月１５日，上海出版的左聯(lián)外圍刊物《文藝新聞》專門出了一期“追悼號”，哀悼蔣光慈等同志不幸逝世。錢杏邨以方英的筆名在“追悼號”上發(fā)表一篇悼念蔣光慈的文章，指出：“他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全部生命之中，他是以無限的精力獻給了革命?！敝骷矣暨_夫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沉痛地指出：“他的早死，終究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損失?！?/p>

建國以后，黨和人民給予蔣光慈崇高的評價。１９５３年，紀念蔣光慈逝世２２周年前夕，上海市文聯(lián)經(jīng)過多方追尋，終于找到蔣光慈的遺骸，并正式遷葬上海虹橋公墓。盡管蔣光慈自參加革命之后從未回過家鄉(xiāng)，但是大別山的人民并沒有忘記這個為革命文學事業(yè)做出卓越貢獻的兒子。１９５７年２月，安徽省六安縣人民委員會決定追認蔣光慈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