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安樓，１９１０年出生于湖北省陽新縣三溪口鎮(zhèn)一戶佃農(nóng)家庭。因家境困難，未能入學讀書，自小隨父務農(nóng)，受盡豪紳地主的剝削和欺凌，飽嘗生活的艱辛。

１９２８年１月，中共陽大縣委領導了震驚陽新、大冶二縣的劉宣堍暴動，鎮(zhèn)壓了陽新大劣紳、國民黨政府湖北省參議員劉慧臣和大冶巨富羅巨舫。這一消息傳到三溪口，明安樓興奮不已。于是，他告別父母，以打短工為名，四處奔走，秘密尋找共產(chǎn)黨人。同年冬，他找到了中共鳳山區(qū)委書記彭裕霞。經(jīng)彭裕霞介紹，明安樓參加了中共陽新縣委領導的游擊隊。

１９２９年春，中共陽新縣委派明安樓回三溪口，發(fā)展革命武裝。時值國民黨縣政府捐稅局局長舒逢時帶七八條槍在三溪口一帶向老百姓強征暴斂。明安樓認為，不打擊反動派的囂張氣焰，群眾就難以發(fā)動起來。他立即組織幾十名用大刀、土銃武裝起來的農(nóng)民，夜襲捐稅局局長住處。捐稅局局長驚慌失措，不敢抵抗，帶幾名隨從鼠竄而逃。這一斗爭，激發(fā)了民眾的革命熱情，要求加入農(nóng)民委員會和“四抗”（抗租、抗債、抗捐、抗稅）委員會的人與日俱增。

隨后，在區(qū)委領導下，明安樓組建了鳳山游擊隊，約４０余人、２０余條槍。此時，三溪陳竹林村大劣紳陳明山對蓬勃興起的“四抗”斗爭又怕又恨，強迫村民組織“保衛(wèi)團”，對抗革命。明安樓決定要掃除這一障礙。在一個月色朦朧的夜晚，他帶領游擊隊和區(qū)赤衛(wèi)隊將陳竹林村團團包圍。該村有３００多戶居民，繞村一周筑了土圍，在進出村莊的巷道口做了大門，防守嚴密。明安樓帶領部分游擊隊員手持長矛、土銃等武器從巷口佯攻，大部分隊員則架人梯，越墻而入。游擊隊進村后，將陳明山、陳子山等幾個無惡不作的土豪劣紳就地鎮(zhèn)壓，并沒收他們的財產(chǎn)分給貧苦農(nóng)民。

１９２９年夏，明安樓帶領鳳山游擊隊與縣游擊隊一道，向全縣各地出擊，先后消滅金海、龍山、鳳山、陽辛、龍港等地“保衛(wèi)團”，收繳大批槍支，從而發(fā)展壯大了工農(nóng)革命武裝。

１９３０年５月，中共鄂東特委在陽新太子廟成立，管轄陽新、通山、大冶、鄂城、蘄春、蘄水（浠水）、黃梅、廣濟、瑞昌、武寧等十縣，書記吳致民。７月，特委根據(jù)中部軍區(qū)指示，在陽新縣大鳳區(qū)太平地組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獨立第三師第七團。明安樓率領的鳳山游擊隊編入紅三師第七團。明安樓任該團排長，后升任連長、營長。

１９３１年春，鑒于活動在江北的紅三師第九團遭敵軍“圍剿”而解體，鄂東特委遂集中陽新、大冶二縣的警衛(wèi)營，在陽新龍港（此時鄂東特委已移駐龍港）重建紅三師第九團。明安樓調(diào)任該團政治委員。

同年４月，國民黨武漢行營為配合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jù)地進行的第二次“圍剿”，亦調(diào)兵遣將，對鄂東南革命根據(jù)地中心陽新蘇區(qū)發(fā)動了大舉進攻。敵人的兵力部署是：調(diào)二十六師郭汝棟部四個團進駐陽新縣城，兩個團駐大冶；調(diào)謝彬部一個團駐通山；調(diào)譚道源部兩個團駐咸寧；瑞昌、武寧都調(diào)有部隊駐守。５月４日，各地駐敵均向龍港緊縮。駐陽新縣城之郭汝棟部以兩個團進攻龍港北面的三溪口，一個團進攻龍港東面的湖市區(qū)，與江西之敵取得聯(lián)絡；駐大冶的一個團進駐龍港西北面的花猶樹，與三溪口之敵取得聯(lián)絡；駐通山的謝彬部一個團進至龍港西北面的大畈；武寧、瑞昌、鄂城、咸寧駐扎的敵軍皆向陽新出動。各路敵軍均向鄂東特委駐地——龍港形成包圍之勢。

為粉碎敵人的“圍剿”，鄂東特委決定：由劉振山率領紅七團實行外圍作戰(zhàn)，深入到敵后開展游擊活動，騷擾敵軍后方，牽制敵人兵力，使其不敢妄動；由明安樓率領紅九團與地方武裝相配合，打擊正面之敵，保衛(wèi)蘇區(qū)。明安樓接受任務后，一邊派遣部分黨員打入敵軍內(nèi)部，做兵運工作，瓦解敵軍；一邊采用“避實就虛，尋找敵軍弱點，集中兵力，予以各個擊破”的戰(zhàn)術，不斷給進入蘇區(qū)的敵軍以有力的打擊。小箕鋪一仗，消滅敵軍一個營，繳獲步槍３００余支、迫擊炮一門。后又連續(xù)取得了父子山、犀牛山、江西武寧之路口等數(shù)次戰(zhàn)斗的勝利，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到５月中旬，圍攻陽新蘇區(qū)之敵，除郭汝棟部仍駐陽新城外，其余各部均被擊退。明安樓率領的紅九團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運用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以弱勝強，取得了反“圍剿”斗爭的勝利。

同年６月，湘鄂贛省主力紅軍紅十六軍七師開抵陽新。７月９日，紅三師與紅十六軍七師相配合，進擊富河南岸木石港的國民黨駐軍二十六師第三團胡蕩部。戰(zhàn)前，紅三師、紅十六軍七師指揮員商討作戰(zhàn)方案，決定七師以浩大聲勢佯攻木石港，紅三師則埋伏在縣城通往木石港之要隘玉嶺山，以伏擊由縣城開來的援軍。戰(zhàn)斗打響后，駐縣城之敵急派一個營馳援木石港。敵援軍行至玉嶺山，我伏兵四起。明安樓率紅九團、劉振山率紅七團對敵軍實行左右夾擊，將該營敵軍全部殲滅。然后，明安樓率紅九團乘勝進軍木石港，會同紅十六軍七師對木石港守敵發(fā)動猛烈攻擊。守敵第三團胡蕩部全部被殲。這一仗，共殲敵１０００余人，繳獲步槍８００余支、重機槍２０余挺、迫擊炮１０門，俘敵３００余人，徹底粉碎了敵人的此次“圍剿”。

１９３２年１月，根據(jù)中共湘鄂贛省委決定，紅三師改編為紅十六軍第九團，明安樓調(diào)任該團二營營長。同年，明安樓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１９３３年８月，按照中共湘鄂贛省委第三次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紅十六軍改編為紅十六師，下轄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個團，明安樓調(diào)任四十六團政治委員。

１９３４年６、７月間，紅十六師在江西龍門遭強敵圍攻，損失慘重。明安樓所率紅四十六團突出重圍后，僅剩下百余人，轉移到鄂東南地區(qū)與紅四十七團、四十八團余部一同編入紅三師。同年８月，湘鄂贛省委決定恢復紅十六師建制。１０月，省委在冷水坪將紅三師千余人與紅十六師收容部隊合編為紅十六師四十六團，明安樓任該團政治委員。

１９３５年１月，為了配合中央紅軍二、六軍團行動，湘鄂贛省委令紅十六師四十六團離開冷水坪向西運動。３１日，部隊行至大源橋宿營時，國民黨軍五十師岳森部第三〇〇團緊追而來，紅軍決定予以迎頭痛擊。

國民黨軍五十師是蔣介石嫡系部隊，三〇〇團團長李邦藩是岳森的妹夫。該團有四個營、２０００余人，兵力充足，裝備精良，每月發(fā)雙餉，因此，驕橫兇殘，十分反動。他們在這次“追剿”之前，狂妄已極，每個士兵都帶有一根繩索，準備捆綁紅軍將士。

戰(zhàn)前，明安樓集合全團指戰(zhàn)員進行動員。首先，他分析了敵我雙方形勢，指出這一戰(zhàn)是決定紅十六師四十六團生死存亡的關鍵。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如不擊潰敵人，就會被敵人吃掉。最后，他提出了“消滅三〇〇團，為龍門犧牲的戰(zhàn)友討還血債！為湘鄂贛蘇區(qū)人民報仇”的口號。全團指戰(zhàn)員個個怒火滿腔，人人摩拳擦掌，決心奮勇殺敵，奪取戰(zhàn)斗的勝利。

２月１日清晨，大霧彌漫。紅四十六團一營從左側迅速占領了大源橋附近高地。同時，敵軍先頭部隊從右側搶占高地。當敵人快登上山頂時，紅四十六團一營營長袁立生下令展開攻擊。全營數(shù)百人一齊向敵軍沖殺過來，敵軍大潰，向山下逃竄。此刻，明安樓和團長洪育云正在山下指揮主力部隊與敵人展開白刃戰(zhàn)。山上的敵軍潰退下來，山下的敵軍陣腳大亂，軍心動搖，紛紛逃竄。右翼敵軍即被消滅。紅軍乘勝追擊，敵軍被壓到一座小山包上，拼死頑抗。師長徐彥剛下令部隊全面進攻。明安樓高聲呼喊：“同志們，沖?。蟪鸬臅r間到了，不要放走一個敵人！”他邊喊邊率領部隊向敵陣沖去，將敵軍擊潰。

大源橋戰(zhàn)斗后，湘鄂贛省委為了將修（水）武（寧）、崇（陽）通（山）蘇區(qū)連成一片，令明安樓、洪育云率紅四十六團攻打高枧，控制這一交通要沖。當時，駐守高枧碉堡的敵軍只有兩個班的正規(guī)軍和一個保安大隊，而敵軍主力國民黨一〇五師之一部則駐在鼓響嶺。鑒于這種情況，明安樓、洪育云和師長徐彥剛作出了“圍點打援”的部署。３日晨，明安樓率紅四十六團主力埋伏在高枧通往鼓響嶺的大道兩側的山上，布下袋形陣地，以待敵之援軍。洪育云則率團部偵察連悄悄開往高枧，將碉堡包圍。

敵一〇五師系東北軍張學良部，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東北淪陷后，蔣介石將該部調(diào)到反共前線，使其與紅軍作戰(zhàn)時兩敗俱傷，以實現(xiàn)其排斥異己的陰謀。再加上東北淪陷，該部厭戰(zhàn)情緒十分嚴重。鑒于這種情況，明安樓決定加強對敵軍政治攻勢。于是，他召開戰(zhàn)地政工會議，講明上述情況，要求政工人員利用敵人內(nèi)部矛盾，開展陣地宣傳，瓦解敵軍。

戰(zhàn)斗打響后，駐鼓響嶺之敵軍一個加強連馳援高枧，進入紅四十六團伏擊圈。當紅軍發(fā)起攻擊時，敵軍猝不及防，調(diào)頭逃跑，又被紅軍堵住。在敵軍被打得亂成一團之際，紅軍停止了射擊。各前沿陣地的政工人員展開了喊話等政治攻勢。為了表示誠意，明安樓還派出代表到敵方談判。下午，談判結束，國民黨一〇五師這個加強連全部投誠。對于投誠官兵，紅軍殺豬備酒盛情款待，愿留者歡迎其當紅軍，愿走者由他們的連長帶回原部隊。這些人以后大多成為紅軍義務宣傳員，為二戰(zhàn)高枧瓦解國民黨一〇五師的另一支部隊起了很大作用。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高枧時，２００余名俘虜全部加入了紅軍。

１９３５年６月，蔣介石結束對中央蘇區(qū)“清剿”后，將進攻中央蘇區(qū)的主力湯恩伯、樊松甫等部轉移到湘鄂贛地區(qū)，對紅十六師實施包圍。６月１４日，紅十六師從長慶突圍至修水渣津，遇強敵阻擊，轉向通城方向行動。１５日，部隊翻越幕阜山，北走天岳關到達通城麥市。敵軍緊追不舍，紅軍決定分三路從麥市渡河突圍。１６日夜，明安樓和師長徐彥剛率領紅四十六團首先突出重圍，隨后紅四十八團亦突圍而出。兩個團合兵東進，移師九宮山，在通山高湖一帶摧毀敵人碉堡五座，恢復了一片蘇區(qū)。２０日，敵新七旅、新三旅尾追至高湖，紅軍被迫繼續(xù)東進。月底，明安樓和徐彥剛率紅四十六團為先頭部隊到達陽新黃顙口。在當?shù)攸h組織協(xié)助下，找到數(shù)十艘漁船。全團乘船順江東下，在江西瑞昌碼頭鎮(zhèn)登岸，轉移到靖安、永修一帶活動。后遇強敵“圍剿”，部隊損失慘重，師長徐彥剛負傷，把部隊交給團政委明安樓，對他說：這是革命的本錢，你要把這個部隊帶回黃金洞，交給黨，交給湘鄂贛人民，堅持下去。隨后，徐彥剛帶一個排到永修云居山治傷，不料被敵人便衣隊殺害。明安樓率余部六七十人，幾經(jīng)輾轉，返回省委駐地黃金洞。

此后，足有半年的時間，明安樓和他的部隊住在人煙稀少的深山野洞里，環(huán)境異常險惡。他們沒有吃上一頓飽飯。原先老百姓把米磨成粉送上山煮成米湯喝，后來敵人嚴密封鎖，連米湯也沒有喝的。為解決饑餓問題，明安樓發(fā)動大家挖苦菜、抽竹筍、摘野果充饑。沒有油鹽，就用山上有點咸味的五倍子花泡水當鹽吃。有時，地方老百姓想方設法送點米上山來，明安樓就建議留給傷病員吃。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明安樓總是信心百倍，他鼓勵戰(zhàn)士們說：“同志們，困難是暫時的，我們是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的隊伍，勝利必定屬于我們。我相信，不要多久，革命必定有個很大的發(fā)展。你們都是革命骨干，黨的寶貴財富，要養(yǎng)好身體，堅持下去，今后好挑起革命重擔。”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紅十六師兵力恢復到１０００余人。湘鄂贛省委調(diào)明安樓任紅十六師政治委員。

西安事變前夕，駐鄂東南的國民黨部隊多數(shù)撤走，出現(xiàn)了有利紅軍發(fā)展的局面。據(jù)此，明安樓向省委建議，將紅十六師開赴鄂東南游擊，以圖發(fā)展。省委采納這一建議，由政委明安樓、師長方步舟（后叛逃）率紅十六師挺進鄂東南。１１月，紅十六師智取瑞昌縣城，活捉縣長宋友梅，繳獲大量布匹、棉花與其他物資，解決了部隊的給養(yǎng)。隨后，北渡富河，乘虛攻克大畈鎮(zhèn)。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７年１月，紅十六師轉戰(zhàn)陽新、通山、鄂城、大冶、咸寧、崇陽各地，襲擊保安隊、義勇隊，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部隊得到很大發(fā)展。

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中共湘鄂贛省委為了適應聯(lián)蔣抗日政策的需要，決定撤銷“湘鄂贛省軍區(qū)”，成立“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對外又稱“湘鄂贛軍區(qū)人民抗日軍事委員會”），由省委書記傅秋濤任主席，明安樓等為委員，統(tǒng)一領導和指揮湘鄂贛邊區(qū)抗日紅軍游擊隊。

同年９月，湘鄂贛省委決定派遣干部到全省各個紅軍游擊區(qū)收集整編紅軍游擊隊。省委派明安樓到贛北岷山，整編贛北游擊隊，將該游擊隊帶到平江嘉義集中。

９月下旬，明安樓帶著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和湘鄂贛省委《為和平合作聯(lián)合宣言》《為國共和平合作的政治決議》等文件到達贛北岷山。他將上述所有文件都交給了贛北游擊隊隊長劉為泗，并向其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針政策和省委的指示精神，要劉為泗集中贛北游擊隊開赴平江嘉義整編。劉為泗及其率領的贛北游擊隊由于長期在人煙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游擊，與黨組織長時間脫離聯(lián)系，對時局的變化情況和當前黨的方針政策不了解，因此，對明安樓所傳達的精神很不相信，認為國共兩黨是不共戴天的，絕對不可能合作。又見明安樓身著國民黨軍軍裝，便誤認為明安樓是叛徒。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劉為泗派游擊隊包圍了明安樓的住所，明安樓遂被誤殺，時年２７歲。

（王秀文、陸泉生、楊前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