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煒章，名秉杰，字用豐，綽號任胡子、杰老二，１８９６年出生在四川省南部縣石泉鄉(xiāng)廣川廟村。父親任登瀛是清貧的私塾教師。任煒章自幼受嚴父管教，詩文、書畫出眾，性格豪放，思想激進，遇事敢作敢為。任煒章年少時就對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感興趣。辛亥革命勝利后，他高興地舉起雙手贊揚：“這下對了，長辮子政府打倒啰！黎民百姓該翻身哪！”

１９１７年，任煒章從南部縣高等小學堂畢業(yè)后，回鄉(xiāng)當了私塾教師。他把教書與育人結合起來，除書本知識，還大量講授政治時事和新文化的思想，啟發(fā)學生、青年的愛國主義思想。不久，大橋場團總開缺競選，鄉(xiāng)民們公舉任煒章當團總。就職后，任煒章在轄區(qū)內(nèi)，一面開展實業(yè)救國活動，一面懲惡揚善，深得民心。但是，以軍閥出身的大惡霸王南清為首的封建把頭勢力，極力反對任煒章實施利國利民的新舉措，頑固地堅持其封建腐朽制度，處處為難任煒章。不畏強暴的硬漢子任煒章，對反動勢力寸步不讓，與之針鋒相對的斗爭。斗爭中，任煒章組織苦大仇深的王家緒和陳氏兄弟等１０多人，用鋤頭、釘耙打死了惡豪王南清，鄉(xiāng)民們拍手稱快。因被軍閥、官府以主謀罪通緝、追捕，任煒章出走成都，學裁縫，得到同鄉(xiāng)學生李鳴珂、李載浦、李春暢等人相助，并參加進步組織“旅蓉同鄉(xiāng)會”。這時，任煒章逐步認識到，腐敗的封建制度遭致帝國主義入侵，使中國淪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要救國家于倒懸，拯民眾于水火，只有拿起槍桿子，趕走帝國主義，推翻封建王朝和軍閥政府。自此，任煒章決定從戎救國。

１９２２年，經(jīng)同鄉(xiāng)、進步軍官、第二十九軍高等顧問陳任民介紹，任煒章到第二十軍營部任書記官（文書），后帶兵。入伍后，任煒章認真學習軍事技術，刻苦精讀《孫子兵法》等軍事書籍。他把《三國演義》《水滸》等書本知識運用于作戰(zhàn)實踐，多次獲得戰(zhàn)功，受到重用，很快由連長、營長升任為團長。１９２５年，到瀘州講武堂受訓。１９２６年升任第二十軍第九師第十八旅旅長，駐防岳池、廣安等縣。時遇劉伯承響應北伐戰(zhàn)爭，領導順瀘起義。任煒章贊同劉伯承的舉動，在防區(qū)內(nèi)為起義軍提供方便。順瀘起義失敗后，他積極策應、掩護起義人員，把參加起義的汪治國、張茂卿、陳燮和、張禮臣等人留在本部任職保護。

在北伐戰(zhàn)爭和順瀘起義影響下，任煒章的思想變化很大，公開提出了“打倒列強除軍閥，國民革命要成功”的進步口號。特別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武裝革命不斷勝利的形勢影響下，任煒章的舊民主主義思想逐步轉(zhuǎn)向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潮流。他常以“古國淪桑萬民殃，華夏文明已滅光，嘉陵一州傾大海，何年何月復故鄉(xiāng)”的憂國憂民思想去熏陶部下，啟發(fā)兵士們的愛國愛民情操。

１９２８年，李鳴珂回四川任省軍委書記。任煒章很清楚李鳴珂是中共黨員，回川來是搞革命斗爭的。他們常以舊時同鄉(xiāng)同學關系往來，在敘舊、談心中，李鳴珂有意引導任煒章，任煒章也敢于大膽暴露自己的政治觀點，針貶時政，抒發(fā)反對軍閥和不能施展報國之志的情緒。在李鳴珂的影響下，任煒章轉(zhuǎn)變了軍閥救國的錯誤觀點，走上了革命救國的正確道路。

中共四川省軍委發(fā)動遂、蓬邊鄺繼勛部起義后，對任煒章的感化較大。他常在同事好友中講，“鄺繼勛的本事我任胡子有”，“鄺繼勛那條路，我任胡子也敢走！”

為創(chuàng)建川北蘇區(qū)，省軍委書記李鳴珂決定發(fā)動任煒章旅起義，配合中共南部縣委發(fā)動升鐘寺農(nóng)民起義。隨后，李鳴珂把省軍委軍運干部李載浦、特工隊長汪治國派到任煒章部任職搞兵運。１９２９年冬，經(jīng)李鳴珂批準，李載浦、汪治國介紹任煒章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入黨后，任煒章的革命膽略更大了，起義的信心更足了。

年底，任煒章同李載浦、汪治國制定了１９３０年發(fā)動全旅起義的計劃。這期間，老奸巨猾的第二十軍軍長楊森，早就派特務監(jiān)視任煒章的行蹤。任煒章的妻子拉光燦（重慶人），就是楊森安插在任煒章身邊的定時炸彈，任煒章的很多進步活動被她告了密。為了革命，任煒章與拉氏離了婚，使楊森由疑心發(fā)展到敵視任煒章。鄺繼勛部起義后，楊森害怕任煒章也走鄺繼勛的路，便把任煒章調(diào)換到第六混成旅當旅長，造成任煒章在第十八旅的起義計劃破產(chǎn)。

１９３０年，李鳴珂在重慶犧牲后，楊森又進一步削減任煒章的兵權，把任煒章降為第二混成旅副旅長，不久又委任任煒章任渠縣縣長。楊森步步逼近，任煒章的起義決心與日俱增。他利用縣長、旅長身份，在軍隊和地方積極進行起義準備。

根據(jù)鄺繼勛部起義失敗的教訓，黨組織決定任煒章起義要采取兩全其美的辦法，去川北建立根據(jù)地。首先，打通川北第二十九軍田頌堯的防區(qū)。１９３２年春節(jié)，中共南部縣委以東道主身份，同時邀請任煒章和省參議員陳任民回縣過年。他們赴約回縣。通過南部地下黨負責人李仕修、張友民、蒲善全、尹紹伊和李載浦等人的周旋，任煒章按照中共四川省委“起義創(chuàng)建川北蘇區(qū)”的意圖，與陳任民面談時提出：“卑職在二十軍受壓，愿倒戈投田守邊關，只求個師長頭銜……”陳任民當即允諾。事后，任煒章順路到摯交好友、時任西充（西充、南部均屬第二十九軍防區(qū)）縣長何慶延處活動聯(lián)系后回渠縣。

任煒章回渠縣不久，接轉(zhuǎn)陳任民專函稱：“田已默認任入川北守巴山，師長之職不能如愿?！碑斎?，田頌堯不明了任煒章要師長之職只是緩兵之計。從此，任煒章便緊鑼密鼓地加快起義步伐。首先，決定把起義總指揮部和槍支彈藥搬遷到西充槐樹場何慶延老家；其次，召開各路起義隊伍負責人會議，研究起義時間、行軍路線、會師地點；第三，請示中共四川省委批準起義行動，同時聯(lián)系沿途中共地下黨組織和各友軍支援配合。

任煒章的起義行動，楊森早已耳聞。１９３２年３月，楊森決定對任煒章下毒手，在南充第二十軍軍部設下陷阱，召見任煒章到軍部議事進行抓捕。其實，任煒章早就知道楊森的陰謀詭計。對心毒手狠的楊森，任煒章也有充分的準備。經(jīng)請示中共地下黨組織同意，任煒章決定將計就計，操戈起義。

任煒章先是指派李載浦、任光俊、張紫光、陳世昌、周正志、俞嘉陵等１０多名起義領導骨干，分赴各地、各縣區(qū)，組織發(fā)動部隊、地方起義人員，按時到達西充槐樹場會集。接著，任煒章帶領兩個便衣手槍連，到南充“赴會”。任煒章趕到南充城郊停下，先派３名偵察人員入城，偵察楊森的防備與虛實，并與龍煥章等人取得聯(lián)系。城內(nèi)舊部好友都勸任煒章趕快離開，不能進城，否則兇多吉少。任煒章素有膽大心細的勇氣，明知山有虎，他偏向虎山行。

一天拂曉前，任煒章帶上任光楣手槍連入城，留下汪治國連接應。任煒章入城的目的有兩條：一是去動員組織舊部好友一道起義；二是去表明他的“誠心”，揭露楊森心毒手狠、逼迫他上梁山，喚起大家的同情，以減少敵對勢力。任煒章入城不是依楊森愛睡懶覺的習慣晚到，而是一大早就闖進了第二十軍軍部麗珠樓，搞得楊森措手不及。當楊森得知任煒章已到，開始行動抓人時，任煒章已在舊部好友的保護下，偕同幾百名起義人員，鉆小街、走捷徑，迅速出南充，與接應部隊直奔西充。

在南充與西充交界的三角廟，任煒章部擊潰楊森的追兵。任煒章勝利到達槐樹場，會集各路起義人員１０００多人槍，聚義西彈寺，正式宣布起義，改號“人民軍”，自任司令員，參謀長李載浦、政治部主任汪治國、軍需陳云果、秘書蘭奎山；下轄６個大隊，每隊２００人槍左右。任煒章把起義情況，一面報告中共地下黨，一面急傳第二十九軍，田頌堯即通令防區(qū)各部放行。行軍前，在西彈寺整頓軍紀時，任煒章命令說：“我們已脫離軍閥，成為人民軍，要徹底痛改惡習，真正成為愛護人民、保護人民、深受群眾歡迎的革命隊伍；誰違反規(guī)定和破壞紀律，嚴懲不殆。”然后，兵分兩路，進發(fā)南江。

任煒章親率一隊到南部，與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李仕修、張友民、蒲善全、尹紹伊等人會面，商定了升鐘寺起義如何配合行動后，又到老鴉巖同學左軍輔和洪山場好友黃子文處，各借大洋５０００元作路費、軍餉，才正式上路，經(jīng)閬中、蒼溪，取道廣元、旺蒼到南江。在路過廣元黃洋時，遇劉漢雄欲收編阻擊。經(jīng)過激戰(zhàn)，任煒章?lián)魸⒘藙h雄部，奪取了大量武器、彈藥。

行軍路上，任煒章一路打富濟貧，開展革命宣傳，收編民團，殲滅土匪，打擊地方反動勢力，保護群眾利益，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熱烈歡迎，大批青壯年踴躍參軍。到達南江時，任煒章的部隊已擴大到２０００多人槍。６月初，任煒章在南江麥子坪與先期到達的李載浦部會師。

任煒章起義進入第二十九軍防區(qū)后，再三要個師長頭銜，田頌堯只許以旅長之職。任煒章進行討價還價，不接受改編，有意拖延時間，借此擴充實力，壯大隊伍，積累力量。

任煒章一到南江，就開始創(chuàng)立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展中共地下黨組織。根據(jù)山里人長期遭受兵匪之患的痛苦和艱難的生活處境，任煒章派出大批中共黨員、政工干部，深入各地做群眾工作，進行革命宣傳，告訴大家人民軍是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隊伍，是為國為民的軍隊，不是軍閥、土匪。通過殲滅土匪王三春、羅炳恒，維護地方秩序，打擊土豪劣紳，保護群眾利益，沒收富紳財產(chǎn)，救濟無吃無穿、無家可歸的群眾，使山里人紛紛走出老林，接近人民軍，擁護人民軍。任煒章也親自到群眾中訪貧問苦，進行革命宣傳，說：“我任胡子的部隊，一不是官軍，二不是土匪，是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隊伍，是為解放受苦受難民眾的軍隊。”任煒章部由于扎根群眾之中，保護群眾利益，在南江幾個月時間，人數(shù)就猛增到３０００多人槍。

升鐘寺起義失敗后，總指揮張友民到任煒章部，成為任煒章的得力助手。

１９３２年冬，任煒章得悉中國工農(nóng)紅軍到了陜西南部，在張友民、李載浦勸導下，積極發(fā)兵陜南，投奔紅軍。在川陜邊正部署圍攻陜西南鄭縣城時，偵察人員回報，紅軍已渡漢水，向川北進軍。任煒章立即派張友民、李載浦率部前往迎接。１２月２９日，張友民部在川陜邊貴民關甄子壩與紅軍先遣部隊接上頭，并迎接紅軍進入南江、通江地區(qū)。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９日，紅七十三師師長王樹聲、政委張廣才在南江高壁庵與任煒章見面，接收其部隊參加紅軍，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獨立第一師，任命任煒章為師長。

任煒章參加紅軍后，認真貫徹執(zhí)行紅軍“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聽從指揮，服從命令，帶領獨立師參加解放南江、通江、巴中地區(qū)和創(chuàng)建川陜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在參加反擊四川軍閥“三路圍攻”川陜蘇區(qū)的戰(zhàn)役中，獨立師先后參加了著名的鹿角埡、大黑灘、五郎廟、大兩匯、后壩和巫山嶺戰(zhàn)斗，直抵廣旺普濟嶺，轉(zhuǎn)戰(zhàn)馬桑壩，共殲敵２０００多人，繳槍１０００余條。獨立師威震敵膽，戰(zhàn)功顯著，為迎紅入川和川陜革命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可是，張國燾對任煒章及其部隊一直不信任，在“肅反”中聽信敵人的反間謠言，下令解散獨立師，逮捕任煒章及其營以上領導人，先后進行殺害，制造了川陜蘇區(qū)一大冤案。１９３７年，黨中央在延安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為獨立師平反昭雪，追認任煒章、張友民、李載浦等人為紅軍將領，并列入革命烈士名錄。全國解放后，黨和政府又追認任煒章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