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影響不容低估

首先，教派矛盾更加難解。伊斯蘭教自創(chuàng)始之初就出現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野，但過去相當長時期內，這一矛盾并不突出，至少不是地區(qū)主要矛盾。2011年中東劇變后，該地區(qū)原有秩序根基動搖，部族、教派矛盾日漸復蘇、覺醒。沙特與伊朗分別成為遜尼派和什葉派陣營的“首席代表”：沙特長期與瓦哈比教派結盟，沙特國王也以“兩大圣地監(jiān)護者”和伊斯蘭世界領袖自居；伊朗信仰什葉派，l979年革命后又實行“教法學家統治”，并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當前沙特與伊朗地區(qū)博弈，明顯帶有教派沖突色彩。

有分析指出，冷戰(zhàn)時期，中東曾出現“阿拉伯冷戰(zhàn)”，即世俗共和制國家與傳統君主國間的對峙。當前沙特與伊朗之間的“新冷戰(zhàn)”，更多是以教派劃線，而不是以政治劃線。在伊拉克，伊朗力挺該國什葉派政黨和領導人，沙特則為該國遜尼派提供精神和物質支撐，該國遜尼派領導人也追隨沙特立場。在敘利亞，自2011年陷入動蕩后，巴沙爾政權得到伊朗及什葉派力量力挺，敘利亞反對派則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遜尼派國家支持，即使“伊斯蘭國”興起也未使沙特改變趕巴沙爾下臺的決心。在黎巴嫩，圍繞“支持還是反對巴沙爾”，黎巴嫩國內教派矛盾激化，派別頻頻發(fā)生沖突。

這種爭奪導致中東各國政治日益撕裂、教派矛盾升溫，由此將中東原有“游戲規(guī)則”打亂，地區(qū)秩序更加混亂。長期以來，“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一直是阿拉伯國家共同的政治禁忌。但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上述禁忌一再被打破：沙特等海灣國家資助遜尼派反對派推翻巴沙爾政府；2015年3月沙特等國打擊同為阿拉伯人的胡塞武裝，并使教派矛盾外溢效應凸顯：在巴林，國會議員起草立法，宣布“胡塞武裝的支持者”（主要是什葉派）若批評這場軍事行動將被視為犯法；在伊拉克，什葉派為主的“全國聯盟”等反對沙特軍事行動，遜尼派為主的“民族主義力量聯盟”等則支持沙特。“這場戰(zhàn)爭激化了整個地區(qū)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矛盾?！边@種以教派沖突為底色的矛盾，比單純的國家利益矛盾更難化解。

其次，“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沙特與伊朗的地區(qū)博弈，無論是直接沖突的沙特與伊朗，還是受到殃及的弱勢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受害者。而過去不被中東主流政治接受的“局外人”，則成為這場內斗的最大受益者。

一是極端恐怖勢力成為贏家。中東劇變后，中東日趨由轉型變成亂局，各種極端恐怖組織乘機滋生擴大，并連地成片：自東向西，出現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門“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黎凡特地區(qū)的“伊斯蘭國”、北非“馬格里布基地組織”，利比亞“利比亞伊斯蘭戰(zhàn)斗團”、尼日利亞“博科圣地”和索馬里“伊斯蘭青年黨”等恐怖極端組織。尤其“伊斯蘭國”日漸成為極端恐怖組織的“領頭羊”，反恐日趨成為中東國家最緊迫的任務。然而，沙特與伊朗無處不在的地區(qū)博弈，導致相關國家內部政治撕裂乃至動蕩失序（敘利亞和也門是典型案例），政策優(yōu)先目標頻頻偏離反恐主航道，由此使“伊斯蘭國”日趨肆虐。也門危機是典型例證，也門境內恐怖勢力本就十分猖獗。胡塞武裝本來是打擊“基地”組織的主力軍，其對“基地”組織的殺傷力，要比美國的無人機反恐策略有效千百倍。

隨著也門戰(zhàn)事升級，尤其沙特對胡塞武裝發(fā)動空襲，也門反恐大計基本被擱置。“基地”組織武裝乘機添亂：3月12日攻占也門政府軍一座軍營，繳獲大批重型武器；奪取東南部哈德拉毛省會馬卡拉大部分地區(qū)；4月初襲擊一所監(jiān)獄，釋放包括“基地”組織頭目巴塔爾菲在內的300余名囚犯。“伊斯蘭國”也乘機進軍也門，頻頻制造恐襲事件。分析認為，如果胡塞武裝在沙特空襲中失敗，其地盤很可能被“圣戰(zhàn)分子”接管，屆時也門很可能出現人口5倍于敘伊邊境的“伊斯蘭國”。

二是以色列“漁翁得利”。以色列長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敵對包圍中，因此最希望的就是中東伊斯蘭世界陷入內訌，無暇或無力對其圍堵。曾任以色列外長的奧代德·伊農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按照族群和教派，將整個中東分裂為盡可能最小的領土單位。中東劇變數年來，中東溫和與激進陣營內斗，尤其沙特等海灣國家將矛頭對準利比亞、敘利亞等地區(qū)反美國家，使相關國家地緣版圖碎片化加劇。以色列因掣肘減少，相對實力大增，在地區(qū)事務中日趨肆無忌憚。21世紀以來，以色列己在阿拉伯世界發(fā)動3場戰(zhàn)爭：2006年7月大舉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至2009年初對加沙地區(qū)發(fā)動“防務之柱”軍事行動；2014年7月對加沙發(fā)動為期50天的“護刃行動”。

當前沙特與伊朗“鷸蚌相爭”，以色列更是“漁翁得利”。沙特為遏制伊朗，與以色列越走越近：伊核問題上，以色列曾密謀武力摧毀伊朗核設施，沙特則承諾為以色列開放領空；在推翻巴沙爾政權問題上，沙特出錢出武器，以色列則提供情報，并數度對敘境內軍事和民用設施發(fā)動空襲；沙特主導空襲胡塞武裝，以色列不僅提供情報支持，還直接派戰(zhàn)機轟炸。沙特與以色列結盟，將使阿拉伯世界在巴以問題上更加軟弱無力，以色列在中東行事更加肆無忌憚。

此外，沙特與伊朗內耗，還使美國等軍火供應國大獲其利。中東地區(qū)動蕩持續(xù)，尤其沙特與伊朗兩大陣營對峙加劇，導致中東國家對先進武器需求激增。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估計，2005年以來，中東地區(qū)軍費開支增長57%。其中，伊拉克增長286%，阿聯酋增長135%，巴林增長126%，沙特為112%。2014年沙特阿拉伯武器裝備采購額達到808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美國則是這些國家武器裝備的主要提供者。沙特還準備同法國簽署20多個軍購合同，總價值達到上百億歐元。伊朗為加強自身防衛(wèi)，也明顯加大了向俄羅斯軍購步伐。2010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929號決議，禁止各國向伊朗出口坦克、戰(zhàn)斗機和軍艦等重型武器裝備。2015年4月13日，普京宣布解除向伊朗供應S-300防空導彈的禁令。中東新一輪軍備競賽呼之欲出。

中東缺乏“核心國家”，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主導和塑造地區(qū)格局。沙特與伊朗勢均力敵，“誰也吃不掉誰”，由此決定了雙方博弈看似激烈，實則至多是一種“低烈度沖突”。但這種地區(qū)博弈令中東始終難以擺脫動蕩與危機狀態(tài)。沙特與伊朗只有“化劍為犁”，才能迎來和平與發(fā)展的“新中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