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煉獄

——一段險象環(huán)生的艱難跋涉，變成了一曲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走過萬水千山，他們眼中已經沒有無法逾越的山了。

至1931年秋，“朱毛”紅軍接連粉碎國民黨三次“圍剿”，把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了一片。面積8.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453萬的中央蘇區(qū)，成了蔣介石的心腹之患。

也是在1931年，27歲的王明執(zhí)掌了中共中央領導權。

連紅軍是什么樣子都沒有見過的王明，以他在蘇聯(lián)課堂上聽來的所謂馬列理論，開始駕馭出生入死的紅軍。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向中央蘇區(qū)派出代表團，排擠毛澤東在蘇區(qū)的正確領導。一年之后又排斥毛澤東對軍事的正確領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因病在長汀福音醫(yī)院治療的毛澤東，被撤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失去了對他親手創(chuàng)建的紅軍的直接領導權。

然而，僅僅過了幾個月，口口聲聲指責毛澤東為“山溝里馬列主義”的臨時中央便在大城市無法立足，不得不從上海遷往蘇區(qū)。

接著到來的還有一位名叫李德的德國人。盡管共產國際派來的李德既不精于軍事更不懂中國實際，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博古卻把這這位洋顧問奉若神明，將指揮大權拱手相讓。

動用50萬重兵第五次“圍剿”紅軍的蔣介石請來的顧問也是一位德國人。正當這位名叫漢斯·馮·塞克特的前德意志國防軍總司令出謀劃策，讓國民黨在蘇區(qū)周圍建起3000個碉堡，步步縮小包圍圈的時候，李德卻命令幾乎沒有重武器的紅軍與國民黨打硬碰硬的陣地戰(zhàn)。

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使得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敗涂地。1934年雁陣驚寒的10月，中央紅軍被迫踏上長征路。此后一年之內，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也不得不撤離各自的根據地，突圍轉移。

同樣是因為脫離實際的瞎指揮，長征之初，中央紅軍撤離的隊伍長達90公里，大搬家式的行軍捆住了紅軍的雙腳。湘江之戰(zhàn)，8.6萬人的大軍在激戰(zhàn)五天五夜后銳減至三萬余人。

戰(zhàn)死者的鮮血引發(fā)了生者的反思，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剛剛度過了41歲生日的毛澤東重掌指揮權。平均年齡34歲的20位與會者，獨立自主選擇了黨和紅軍的核心，也將中國的命運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這是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3萬：40萬，這就是遵義會議后、四渡赤水前，紅軍與國民黨追剿部隊的力量之比。人均槍不足一支、彈不到三發(fā)，紅軍需要槍支彈藥、藥品食品，更需要一場鼓舞士氣的勝仗。

在川、黔、滇邊界的崇山峻嶺間，毛澤東上演了軍事生涯中最具光彩的篇章：四渡赤水、威逼貴陽、虛指昆明、巧渡金沙……等到蔣介石如夢方醒驚呼“毛澤東回來了”，紅軍已經沖出了敵人的包圍圈。

毛澤東回來了，實事求是的作風回來了，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回來了，能征善戰(zhàn)的紅軍回來了！

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巍巍雪山，穿越茫茫草地，處處是險境，步步生死關，靠著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三支長征大軍于1936年10月在西北會師：僅一方面軍就歷經重要戰(zhàn)役戰(zhàn)斗近６００次，平均走３６５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軍７４里……一次前路渺茫的倉促撤退，變成了一場向死而生的進軍；一段險象環(huán)生的艱難跋涉，變成了一曲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

張學良談到與紅軍作戰(zhàn)，曾這樣自問自答：誰能在缺衣少食、圍追堵截中把這樣的隊伍帶出來，而且依舊保持著昂揚的士氣和強悍的戰(zhàn)斗力？只有共產黨的軍隊才能做到這一切！他們的隊伍里沒有官大官小之分，打起仗來爭著往前沖。

走過萬水千山，已經沒有任何的高山與大河能夠擋住這支隊伍前行的步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大本營從此奠基西北，黨和紅軍挺進到了抗擊外來入侵的最前線。

毛澤東說，長征一結束，新局面就開始了。

魯迅來電說：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未來。